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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來源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從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義的內(nèi)在矛盾 文章來源 畢業(yè)論文網(wǎng) 進入二十一世紀，大陸本土一個日益嚴峻的危機，是上下內(nèi)外的認同危機。為緩解這一危機，主流意識形態(tài)正在退守主義，以圖重新凝聚民族的共識。相比過去的空洞教義，能退守民族主義畢竟是個值得肯定的進步。但是，民族主義也是一個有待充實的符號，它究竟應(yīng)該充實以何種精神資源，方能促進而不是羈絆今日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在民族發(fā)生學(xué)層面，甚至連先有民族存在再有民族主義話語，還是先有民族主義話語而民族存在僅僅是這一話語的建構(gòu)產(chǎn)物，主客觀孰先孰后，都是一個尚待探討的問題（1）。 就解決認同危機而言，我傾向于哈貝馬斯所說的憲政愛
2、國主義，其積極方面哈貝馬斯本人已有詳盡論證，此處不應(yīng)由我贅述。本文只能從消極處探討相對憲政愛國主義的另一種認識：一部分知識分子看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退守民族主義，而且回歸傳統(tǒng)，即感歡欣釋然，似乎只要回歸本民族，認同危機即告緩解，民族主義的現(xiàn)代難關(guān)亦能度過。我將這樣的認識簡稱為文化民族主義。 應(yīng)該承認，文化民族主義不自今日始，至少可以追溯到說“微管仲，吾被發(fā)左衽矣”。但在今天討論文化民族主義，較好的切入口也許是明末清初顧、黃、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場文化反思。這不僅因為先秦“夷夏之辨”從零散的言說發(fā)展到明清之際，終于獲得完整的理論表述；也不僅因為此后文化民族主義也出現(xiàn)過幾次高潮，但無論是理性觸及的深度，
3、還是感性訴諸社會動員的力度，都沒有超過這一年代；還因為中國古代思想藉這一理論發(fā)生了最具爆發(fā)力的突破，而恰恰是在這場思想突破中，孕育了我們今日可以討論的消極因素。 以顧、黃、王為代表的那一時代，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原創(chuàng)力的年代。在無外來思想接援的困境中，那一年代的仁人志士幾乎窮盡了在各個方向上能夠嘗試的突破，誠如牟宗三所言，“斷潢絕港，只差一篙”（2）。所謂“只差一篙”，是指相距同時代西歐政治思想的突破成就，如洛克的自然法、社會契約論思想。三大儒中，又以王船山的成就為高。但也是在王船山這里，中原居民的文化自矜被超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王氏下列論述為例： 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
4、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覺，則人維裂矣。（3） 視情皆善，則人極不立，乃至“自陷于禽獸”（4）。壁立萬仞，只爭一線（5）。 這可能是目前能夠見到的文化民族主義最為徹底也最為極端的論述?？鬃友裕骸拔⒐苤?，吾被發(fā)左衽矣”，強調(diào)中原居民與周圍民族文化位勢的區(qū)別，事關(guān)“春秋大義”，即使管仲有違臣德，一士再仕二主，也可以遷就。但到王船山這里，以“三維”定“人極”，“夷夏之辨”不僅是不同民族之間文明程度的區(qū)別，甚至還是人與無機世界的區(qū)別。如此決絕的“夷夏之辨”對于王船山終身不仕老死巖穴，當然有積極的支撐意義，后人應(yīng)該有悲情的理解。但這樣的“春秋大義”，也潛伏下不能正視其它文化的
5、自閉排外。 在這一方面，顧炎武的文化定位較為平穩(wěn)。文化強調(diào)的重心，不是落在“夷夏之辨”，而是落在避免“亡天下”的社會崩潰。在顧炎武看來，漢族文化的淪喪比漢族政權(quán)的淪喪將具有更為嚴重的后果?！拔⒐苤伲岜话l(fā)左衽矣”，潛伏的文化優(yōu)先，被顧炎武推向一個驚人突破：“保天下”第一，“保國”第二，甚至可以置后。文化優(yōu)先在這里一路超升，直至超脫為臣為士者對王朝正朔的忠誠。顧炎武有言：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zé)焉耳矣。（6） 這是十七世紀中國政治
6、思想最可寶貴的突破。為維護這一突破的正面價值，現(xiàn)代知識分子大都能警惕并抵制對這一突破的歪曲。那一歪曲集中表現(xiàn)在二十世紀現(xiàn)代里，經(jīng)常被濃縮為與原意相反的句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zé)?！睂Υ吮３志X當然是必要的。但在警覺之下，再挖一層深入思考者則較為少見。試想：即使恢復(fù)炎武原意，按照他“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這一鏈，隱含有兩種邏輯后果：一，將國家改建隨王朝輪回全部放棄，聽任“肉食者謀之”；二，國家改建能從保天下的文化認同中自動出現(xiàn)。前一種過于消極，“肉食者謀之”，只會謀出一個王朝輪回，不可能掙脫這一輪回；后一種似乎樂觀，國家改建是文化堅持的自然后果？其實也同樣具有消極成分，值得質(zhì)疑。 質(zhì)疑的理由在
7、于文化領(lǐng)域與政治領(lǐng)域各自具有相對獨立性，一不是相互決定，二不能相互取代。民族國家的改建當然需要文化資源的支持，但至少不會從文化領(lǐng)域自動出現(xiàn)。相反，由于將政治認同的條件維系于對傳統(tǒng)歷史文化的認同“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還可能出現(xiàn)令顧炎武意外的第三種邏輯后果：只要新朝廷“保國”安定以后，回過頭來跟著你來“?！边@個文化“天下”，你怎么辦？新朝改變文化政策，對傳統(tǒng)歷史文化變鎮(zhèn)壓為維護，從戮儒毀廟，一變?yōu)殚_科祭孔，此前因文化認同而建立起來的民族氣節(jié)，很可能轉(zhuǎn)過頭去，隨著對方認同這一邊的文化，這一邊也開始認同對方的新朝政統(tǒng)。這樣一種始料不及的“歷史意外”，還沒有等到乾嘉小儒如過江之鯽，即以三大儒當代視
8、之，在黃宗羲晚年的尷尬遭際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 三大儒皆強調(diào)“夷夏之辨”，但以黃宗羲較為通達。明史?歷志初稿撰成，黃宗羲曾批評說不該將徐光啟依據(jù)西洋方法主持編撰崇禎歷書的成就刪略不提：“顧關(guān)系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制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保?）這樣的通達態(tài)度在王船山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經(jīng)過他增補，明史?歷志增錄了徐光啟等人融會西方自然科學(xué)知識的成就。不過，經(jīng)過黃宗羲親自審正以及黃氏弟子執(zhí)筆的這部嚴肅史書，最后還是落入“中源西流論”的窠臼：“而西人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說、地圓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圍，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博采以續(xù)千百年之墜緒，亦禮失求野之意也，故備論之。”
9、從情緒意態(tài)上說，在黃宗羲這里看不到王船山那樣對外來文化的極端排斥，但挖深一層看，他能在正統(tǒng)史書中登錄當時所知的西方科學(xué)知識，只是“禮失而求于野”，并未擺脫中國文化的自我優(yōu)越感。 顧、黃、王三大儒中，歷史留給黃宗羲個人的生命時間最為長久，但也給他安排了一個比顧炎武、王夫之更為嚴酷的晚年。他終于活著看到了康乾盛世的開始，看到了這一新王朝在武力層面上“保國”之成功，還看到了這一王朝在精神層面上的成功，幾乎所有的文人士紳都放棄武力抵抗，認同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最不能看到但歷史強迫他看到的，還有更為殘酷的第三層：康熙不僅認同了前朝的歷史文化，甚至寬容他對這一文化政策轉(zhuǎn)向的最初抵抗，從容等待他從巖穴隱居中
10、走出，新朝天子以更沉著的自信跟著他來“保”其文化“天下”了！這樣的長壽，實際上是歷史的殘酷。歷史之折磨，是把志士仁人的慷慨就義拉長為一場漫長的煎熬，猶如希臘雕像拉奧孔式的無聲呻吟：父子俱為巨蟒所纏噬，從纏身到噬心，一步步伸向他的咽喉部位；為父者既要保護被噬的親子，又要勉力抵開昂然逼上眼簾的蛇之首，人與蟒如此近距離對視，卻又不能一朝解決，撼人心魄。黃宗羲的拉奧孔痛苦，也許能從他下列行為及其反復(fù)辯解中得窺一二：晚年不得不與新朝權(quán)貴交接，為兒子謀取文職進入史局，尤其是安排學(xué)生萬斯同、萬貞一等人下山入京參加明史修纂，為爭得歷史文化的編撰權(quán)，不惜在政治操守上打一個折扣，等等。 從留下的詩文看，顧、黃、王三大儒
從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義的內(nèi)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