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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國初年的中學國文教科書
1912年,民成立后調整中學修學年限、課程設置及教學
目的:中學年限由五年調整為四年;廢止讀經(jīng);中國傳統(tǒng)道德倫
理不再作為修身的惟一教學內容,修身也不再承擔古詩歌的教學
任務;民初雖有樂歌課,但任務是“諳習唱歌及音樂大要,以涵
養(yǎng)德性及美感。樂歌先授單音,次授復音及樂器用法”[1],也
不承擔教授古詩歌的功能。課程調整后,中學生是否需要學習經(jīng)
部文獻、儒家學說及古詩歌,通過什么途徑學習,這是當時人們
比較關注的問題。1912-1913年的《中學校令施行規(guī)則》和《中
學校課程標準》要求中學國文教學任務集中在“通解普通語言文
字”與“自由發(fā)表思想”上,
2、并以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學史
為輔助課程,且不承擔清末經(jīng)學和修身課的任務。1914-1915年,
總統(tǒng)袁世凱、教育總長湯化龍在《特定教育綱要》卻規(guī)定中學國
文教科書“明道統(tǒng)之源流”、“養(yǎng)成政治知識”等。[2]這體現(xiàn)
了政府對于中學國文教學究竟要承擔何種功能,內部看法并不一
致。
林紓、吳曾祺所編中學國文教科書以“作文之法”為內容。
民初3套新編中學國文教科書亦重“作文之法”。劉法曾、姚漢
章說:“中學校學生,國文程度漸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義
法”[3],許國英也說:“中學國文程度,較高于小學,故宜授
以適當之作文法理,”[4]謝蒙聲稱其教科書第一冊目的在于使
學生“習于
3、近世適用文體,能自由發(fā)表其思想”。[5]說明在三
位編者眼里,“作文之法”是其考慮的重心。這是跟林紓、吳曾
祺的中學國文教科書的相似之處,在此不展開論述。本文重點論
述的,是民初3套新編中學國文教科書在重“作文之法”外,還
設計了另外的內容,從而跟林紓、吳曾祺的中學國文教科書區(qū)別
開來。
選入駢文辭賦,突破了清末林紓、吳曾祺將國文基本等同于
古文的局限,但這畢竟還只是在集部之內擴大范圍。民初3套新
編中學國文教科書,不僅打破駢散界限,還突破集部限制,廣泛
選入經(jīng)、史、子部文獻。
其實,不論是駢體辭賦,還是經(jīng)史子部文獻,曾國藩《經(jīng)史
百家雜鈔》都有選入,僅從這個角度來看,黎
4、錦熙認為民初屬于
“曾選標準時期”,是有道理的。但民初中學國文教科書與《經(jīng)
史百家雜鈔》的區(qū)別也是明顯的:經(jīng)史學家及理學家之文,曾國
藩幾乎不涉獵,卻為民初中學國文教科書編者錄入。漢代經(jīng)學家
文,曾國藩僅選許慎《說文序》,許國英不僅選入《說文序》,
還選入孔安國的《尚書序》,謝蒙則除前兩篇外,增選鄭玄《詩
譜序》。宋代理學家之文,曾國藩不及,其他桐城一系的古文選
家,多選入朱熹的《通鑒室記》之類的雜記體,它體不選,而《新
制國文教本》卻選入了朱熹《大學章句序》、程頤《易傳序》之
類能夠體現(xiàn)其學術思想的文章。清朝考據(jù)家之文,曾國藩不涉及,
林紓、吳曾祺在國文教科書中予以痛斥,
5、《新制國文教本》卻選
入了戴震《與方希原書》這樣能體現(xiàn)考據(jù)家“論文主旨”[12]
的文章。謝蒙選這篇文章,說明其國文教科書選文已經(jīng)擺脫清代
文壇的派系之爭。謝蒙還選入其他兩類文章:一是介紹輿地方志
之文,如何景明《武功縣志序》、呂溫《地質圖序》;一是探討
哲學命題之文,像劉禹錫《天論》、劉峻《辨命論》、李康《運
命論》。前者為桐城一系選家所不及,后者僅曾國藩選入少量幾
AW
篇。
此外,民初中學國文教科書大都選錄古詩。清代古文選本,
絕大多數(shù)不及詩歌,僅梅曾亮《古文詞略》例外?!豆盼脑~略》
全書24卷,后4卷為詩歌,“取王漁陽《古詩選》為鵠而汰其
大半,于李杜韓之五古,
6、則增入之”[13]?!豆盼脑~略》這一創(chuàng)
例不獲時人認可。在《古文詞略》的多種翻刻本中,多略去后4
卷。光緒二十五年成都志古堂《古文詞略》刊本刪去后4卷的理
由是:“梅本原有古詩四卷,蓋取漁洋本而增減之,亦約姚選古
文之例也,然古詩佳本極多,漁洋之書亦不繁重,學者似宜目睹
全豹,今暫從略”,實際上是為了保持古文選本的純潔性。林紓
和吳曾祺的中學國文教科書,也不選古詩。民初3套新編中學國
文教科書,除《新制國文教本》不選詩歌外,劉法曾、姚漢章、
許國英都讓其教科書承擔講授古詩歌的功能。劉法曾、姚漢章在
其教科書中“略擇著名之詩歌附焉,大率先近體而后古風,取其聲律和順,易學易解,其
7、在三代以下六朝以前之古詩,有篇幅短
而詞義淺,足以起學人之情趣者,又多錄于編,不拘成例,蓋亦由淺入深之意云耳。”[14]許國英所編教科書“每冊列入數(shù)首,
不拘時代派別,雖三代以來漢魏六朝之詩,但詞義淺顯,情韻并
佳者,無不采錄,各次于文辭之后?!盵15]
民初3套新編中學國文教科書收入經(jīng)部文、先秦諸子文、歷
代詩歌及經(jīng)史學家甚至理學家文,是否還只是以文章本身的好壞
為標準,以“作文之法”為主導內容?這通過編者們對經(jīng)史子部
文獻及古詩歌的評注處理上透露出部分信息來。
《湖南省志?人物志》評價劉宗向說:“精研經(jīng)史,探程朱
理學之精微,尤擅長桐城派古文”。在給弟子羅書慎的信函中,
8、
劉宗向將千年學術思想歸結到曾國藩,說他“既治方、姚之文術,
亦涉乾嘉之藩籬,而躬行一以程、朱為的。值異教之猖狂,倡率
友生,用理學于事功,衛(wèi)孔孟之名教。千年之間,一人而已?!盵25]
看來,以曾國藩為榜樣,劉宗向試圖將乾嘉考據(jù)、桐城古文、程
朱理學結合起來,而一歸于躬行實踐。突破門戶派別之見,將傳
統(tǒng)文化資源整合為一,實際上體現(xiàn)了清末以來,在國勢日蹙的形
勢下,士大夫深深的危急感及希圖救亡的努力。這從《中等學校
國文讀本》里也表現(xiàn)了出來。
《中等學校國文讀本》共4冊,1914年4至7月出版。分
甲乙二集:甲集三卷,合為第一冊;后三冊由乙集十二卷,別錄
二卷組成。劉宗向將“
9、古文”選在第二、三冊。第二冊為乙集一
至三卷,另附詩詞一卷,第三冊為乙集四至六卷,另附古體詩卷。
乙集一卷選清文31篇,屬桐城一系的僅8篇。另選阮元、
汪中、李兆洛、孫星衍、章學誠、張惠言之文共12篇。阮元等
人,除張惠言后來習古文外,多為經(jīng)史學者,并大多推崇駢文。
該卷前8篇,除梅曾亮《書棚民事》為古文家所熟悉外,余下各
篇或討論農(nóng)事,或討論工藝,或討論習俗。目的在經(jīng)世致用,而
非文章義法。同樣,卷二選宋元明文15篇,歐陽曾王三蘇文僅
4篇。值得注意的是,該卷選入了戴侗《六書故序》、顧炎武《方
音》、《與葉?書》,此三篇屬學者之文;此外尚選有王徵《遠
西奇器圖說錄最序》,
10、《遠西奇器圖說錄最》為晚明時期介紹西
方自然科學的重要著作,其序文并不以文見長,此文不僅歷代古
文選本所不及,就是同時期的國文教科書也未有選入者。卷三選
唐文,除陸贄等人的4篇文章外,其余都為韓柳文。四五六卷選
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文,多選賈晁馬班之文,不及辭賦,大體跟
《古文辭類纂》標準相似,但其選入的王充《論衡》兩篇,劉徽
《九章算術注序》,裴秀《禹貢九州地域圖序》,則決不會入桐
城古文選家法眼。
由此可見,劉宗向完全突破古文藩籬:一方面不排斥桐城古
文,另一方面則大量選入學術文章及有關民生日用之文。劉宗向
特別注重“學”對于“文”的重要性,他在《敘例》中說:“班
氏有
11、言,古之學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
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又曰,祿利之路然也。
學興于斯,文興于斯”,故多選討論農(nóng)事工藝之作及學術文章。
雖《中等學校國文讀本》也選唐宋八大家之作,但于三蘇父子,?H
選蘇軾《志林?魯隱公》一篇。三蘇父子經(jīng)論史論策論,為歷代
古文選家所青睞,但因其所論跟歷史事實多有不符,歷來就有不
少指責。劉宗向基本不選三蘇父子之文,出于如下考慮:“自漢
以還,群流持論,條理日疏,說多疑似,勿可董理,極于三蘇父
子,號為馳騁曲折,窮究筆勢,而賊真彌盛,流波風扇,被于人
人,偶爾吐詞,盡乖軌則,漸及后生,雖入科學,猶難治療?!?
12、
其實不僅三蘇父子,就是后世經(jīng)論史論,劉宗向也很少選取,“誠
欲掃蔽景之翳,樹立誠之鵠,則后世論文,不得率取?!本褪羌?
卷的十多篇顧炎武、王夫之的史論,劉宗向也特意聲明這些文章
不能作為作文范文,奉勸教師“勿輕以論題課士”。不取三蘇父
子之作,其實跟多取學術文與經(jīng)世之作一樣,是為了強調“學”
對于“文”的重要性,“文與學術相表里:南北末葉,歐蘇流派,
由學敝也;周秦以上,文質相宣,學之盛也。六藝九流,國之菁
英,雖非遠志之士,要當略有誦習。”[26]劉宗向強調“六藝”
為“學”之基,為“文”之基,但重點強調的是“六藝”與
“學”,于“文”很少著力。
無論是重視“厲行明史”,
13、是要求于“古代群籍”“嘗鼎一
臠”,還是強調“文與學術相表里”,《中等學校國文讀本》都
不以教授具體的“作文之法”為目標。其實,在當時的劉宗向看
來,比起具體的“作文之法”,在劉宗向看來,“弁髦國俗,鄙
夷宗祖,自惡其族”[28],才是中學國文所要直面的問題?!坝?
情思古”、“發(fā)為閎著”才是中學國文教學的最終目的。從《敘
例》來看,劉宗向有“亡國”的巨大憂慮,而他覺得能夠抵抗這
種危險的:是“厲行明史”“幽情思古”、“躬行實踐”,是對
于傳統(tǒng)思想學術源流、對于“六藝”都有所了解。于這些有所得
后,才談得上“文”。將“文”推向將來再解決,實際上否定了
“文”作為中學國文的核心教學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