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上編教學案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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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上編教學案例 教學案例1：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康熙年間，大量的西方傳教士來華，他們通過寄送傳教報告、書信、回憶錄等，向歐洲介紹了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物產(chǎn)豐富、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yè)的中國形象，并進而形成長達百年的歐洲“中國熱”。 但是，在18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里，清王朝已經(jīng)走上衰敗的道路，并更加閉關(guān)鎖國。而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則以英國產(chǎn)業(yè)革命為標志開始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的變革。工業(yè)上的空前發(fā)展，使英國有了更多的對外擴張要求。為了打開中國市場，英國政府決定以給乾隆皇帝賀壽為名派遣使節(jié)訪問中國，討論兩國的貿(mào)易和建交問題，并希望締結(jié)一項倫敦與北京之間的商業(yè)聯(lián)盟條約，從而得到貿(mào)易上的最優(yōu)惠待遇。英國在出使人選問題上頗費了一番腦筋，他們考慮到中國歷來輕商，且官吏傲慢、精明，所以使者必須是與商業(yè)無關(guān)、地位崇高且辦事能力強的人。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出身貴族，獲有神學碩士學位，做過駐俄公使、愛爾蘭事務大臣和印度馬德拉斯總督，被英國政府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副使斯當東（George L. Staunton）是法學博士，代表團其他成員也都是各種專家，有哲學家、醫(yī)生、機械專家、畫家、制圖家、植物學家、航海專家及一些有經(jīng)驗的軍官。 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在給乾隆皇帝的信中寫道，他們派人出使中國的目的，絕非謀求擴充本國領(lǐng)土，亦非謀求獲取外國財富，而只是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產(chǎn)，向落后地方交流技術(shù)及生活福利的知識”，“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1]但信中還是明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派使臣常駐北京；開放寧波、珠山（即舟山群島）、天津為貿(mào)易口岸；在北京設立洋行；得到珠山附近一個島嶼，以便儲存貨物；在廣州附近撥出一小塊土地供英商居??；英商貨物由廣東至澳門在內(nèi)河行走時，不上稅或少上稅等。 1792年9月26日，馬戛爾尼使團從樸次茅斯起航。為了向中國顯示英國勢力的強盛，抑制中國人的傲慢，英國政府讓特使和56名使團成員乘坐裝有64門炮位的“獅子”號軍艦，并選了一支50人的精悍衛(wèi)隊。另外39名成員和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載于東印度公司的船只“印度斯坦”號。馬戛爾尼使團攜帶的禮品多是代表英國文明的天文地理儀器、鐘表、樂器、車輛、兵器、船模等。 1793年8月5日，馬戛爾尼使團在天津大沽上岸后，對陸上的中國進行了認真的觀察?！蔼{子號”船上的第一大副安德遜在描述當?shù)氐呐谂_時說：“這地方只有一個炮臺，僅僅是一個方形的塔，看樣子與其說是為了保衛(wèi)之用，不如說是為了裝飾。它雖然是很靠近海面而且臨視著江口，但是在圍墻上一個大炮也沒有?！盵2] 8月6日，清政府指派王文善前來處理英國使團事務。王文善雇了一些民船接待英國使節(jié)。安德遜發(fā)現(xiàn)，中國民船的構(gòu)造形式在世界上獨一無二，但在航海技術(shù)方面的科學毫無進展，這些船只與100年前的船只顯然是同樣的。 由于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長事先寫信通知兩廣總督，說馬戛爾尼是前來補祝乾隆皇帝80壽辰的，并帶有600箱價值1.5萬英鎊的禮品，因而清廷方面準備充分，招待熱情周到。馬戛爾尼從天津到北京所乘的船和轎上都掛著“英吉利貢使”的字樣。馬戛爾尼雖然對此處置并不滿意，但擔心反對無效而礙于正事的完成，便未公開抗議。但對清廷要求他必須向中國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一事，馬戛爾尼提出了一個反條件，即要求清廷派一個與他一樣等級的官員在英王肖像前也行三跪九叩之禮，以示平等。這個提議被清廷拒絕。經(jīng)過多次交涉，雙方才勉強達成協(xié)議：馬戛爾尼用謁見英王時最恭敬的禮節(jié)覲見中國皇帝，即免冠鞠躬，單腿下跪。在與中國官員打交道的過程中，英國人發(fā)現(xiàn)：“從接待大使人員的樣子看，在他們的鄙陋的服裝表面，和他們所乘的車輛方面，與英國遷移貧民到貧民教區(qū)的樣子很相像，而和一個強大帝國的代表所應有的尊嚴不稱?！盵3] 8月28日，王文善向英國使團傳達：皇帝期望大使前往熱河相見和接受國書。在前往熱河的途中，馬戛爾尼等人發(fā)現(xiàn)到處都是貧瘠之土。9月14日，馬戛爾尼佩帶金剛石伯爵勛章，斯當東佩帶牛津大學法學博士綬帶，在熱河行宮覲見乾隆皇帝，清朝軍機大臣和珅也一同會見。馬戛爾尼單膝下跪，頷首，遞交國書后向皇帝獻上了黃金和精制并飾有寶石的書籍、琺瑯鐘表、氣槍等禮品，乾隆皇帝也回賜玉如意。馬戛爾尼認為，賞賜之物似乎沒有多少價值。覲見沒有談實質(zhì)問題，乾隆簡單地詢問了英王的情況，賜給馬戛爾尼和斯當東各自一杯“御酒”了事。 9月28日，馬戛爾尼等人回到北京。馬戛爾尼希望用從英國帶來的禮物打動中國皇帝，因而在圓明園展示了包括當時西方改良的天文儀器、天體循環(huán)模型、英國著名企業(yè)制造的最新產(chǎn)品，等等。乾隆看后說：“這些東西好得足以逗樂小孩。”[4]在與和珅就英王國書中所提的要求進行談判時，馬戛爾尼提出開放寧波、舟山附近海島一處以囤貨，割廣東省城附近一處供英商居住，裁減關(guān)稅，自由傳教等要求。和珅采取“顧左右而言他”的方法回避。隨后，和珅將乾隆皇帝對英王國書的答書轉(zhuǎn)交給馬戛爾尼。乾隆的敕諭說：“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并無貴重。爾國王此次賚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親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5]乾隆最后全盤拒絕了英國的通商要求。依照中國法律，使團在中國的停留最長不超過40天。因此，馬戛爾尼央求自己掏錢在北京多待幾天，目的是加強英王和中國皇帝之間的“牢固的友誼”，并且英王盼望接待中國使節(jié)的回訪。但和珅避免直接回答，而是將話題轉(zhuǎn)到皇帝對大使健康的關(guān)心上，這使馬戛爾尼得出結(jié)論：官員們極不樂意處理商業(yè)事宜。1793年10月7日，馬戛爾尼一行只好離開北京。 1794年9月5日，馬戛爾尼一行返回英國。該使團的一位成員這樣描述他們的出使經(jīng)歷：“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時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時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6]馬戛爾尼向歐洲人描述對中國的觀感時說：東方巨人在藍布袍子下露出了一雙泥足。 資料來源： 1.見文中注釋。 2.季壓西、陳偉民：《中國近代通事》（一），學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3.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三聯(lián)書店1995年8月第1版。 思考討論 1.鴉片戰(zhàn)爭前的中國與西方國家呈現(xiàn)什么樣的發(fā)展趨勢？試分析其原因。 2.馬戛爾尼率團使華失敗是否僅僅是中英間的“禮儀之爭”？ [1] [英]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4頁。 [2] [英]安德遜著，費振東譯：《英國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群言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50頁。 [3] [英]安德遜著，費振東譯：《英國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群言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83頁。 [4] 何偉業(yè)：《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115頁。 [5] 梁廷枬：《粵海關(guān)志》第23卷，第8-9頁。 [6] 周 寧編著：《2000年西方看中國》（下），團結(jié)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636頁。 教學案例2:從傳教士的活動看鴉片戰(zhàn)爭及其危害 由于康乾年間的中西禮儀之爭，清政府實行了禁教政策。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來中國的西方傳教士不敢公開傳教，第一個來華的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只好以東印度公司職員的身份在中國活動。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一些歐美傳教士積極參與了鴉片戰(zhàn)爭，并協(xié)助英國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德國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就充當了這樣的急先鋒。 郭士立，又譯為郭實臘，1803年出生于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省。由于家庭貧窮，他早年輟學當了一名馬具學徒工。當普魯士國王前來視察時，他借機向國王獻上了一首拙劣的詩，表達自己想成為海外傳教士的強烈愿望。國王遂傳旨命他學習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準備將來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參加普魯士使館的工作。但郭士立并未遵從國王的旨意，而是選擇了獻身宗教事業(yè)的道路，前往荷蘭進入鹿特丹神學院學習。1826年，郭士立從神學院畢業(yè)后被派到東方荷屬東印度群島傳教。 郭士立來到東印度群島后，通過對東方世界的了解，對深入中國內(nèi)地傳教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他除了努力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外，還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士立”，并歸宗于來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還經(jīng)常去碼頭尋訪來自中國的商船水手，懇請帶他到中國東南沿海去。1831年6月3日，有一位來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答應帶他去天津。郭士立搭乘的這艘中國商船從暹羅出發(fā)，沿中國海岸線北上，于9月底到達天津港口。他沿途散發(fā)宗教傳單，運用有限的醫(yī)學知識和藥品為下層群眾免費看病、送藥，了解中國沿海的政治經(jīng)濟，并借機向中國人傳教。他在船上經(jīng)常自言自語道：“我心中長久以來就懷有這樣的堅定信念，即在當今的日子里，上帝的榮光一定要在中國顯現(xiàn)，龍要被廢止，在這個遼闊的帝國里，基督將成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對象?！盵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廣東，在澳門上岸后受到了馬禮遜等基督教傳教士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接待。 郭士立的首次中國沿海航行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普遍關(guān)注，在澳門的英、美等國商人紛紛向他咨詢中國沿海各口岸的情況和航路。東印度公司的大班馬治平請他再次出發(fā)作詳細的偵察，并指派該公司的高級職員林德賽（化名胡夏米）與他一道進行“一次試驗性的商業(yè)航行”，要求他“查明這個帝國北方能逐步地最適應于向英國商品開放的口岸，究竟可以到達多遠，中國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英國?！盵2]1832年2月7日，郭士立一行乘坐“阿美士德號”商船從澳門出發(fā)，一路上探測航道、測繪海域圖，并對各個港口的防務、商業(yè)等進行刺探。6月20日，他們到達上海。隨后，他們不顧清政府的禁令，用19天的時間搜集了大量的軍事、經(jīng)濟情報。郭士立發(fā)現(xiàn)，蘇、淞、浙是中國的商業(yè)要地，上海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廣州，這使他感到必須想方設法滲入這一地區(qū)，才符合西方人的利益。這次偵察，他們用了7個月，到同年9月5日才回到澳門。不久，林德賽就向英國政府建議對中國發(fā)動戰(zhàn)爭，而且提出了具體的作戰(zhàn)方案和所需的兵力及時間、路線等。 郭士立回到澳門后，許多鴉片販子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大鴉片販子查頓以最優(yōu)厚的待遇聘傭郭士立，并答應為他的傳教活動提供長期捐款。1832年10月12日，郭士立第三次出發(fā)到中國沿海進行罪惡活動。其航行的主要目的是偵察如何在中國沿海擴大鴉片走私。這次航行，他一直竄到東北奉天地區(qū)沿海一帶，直到次年4月29日才折返澳門。1834年，郭士立又受雇于查頓，乘坐查頓的船只在中國沿?；顒?。1835年11月，郭士立被任命為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的中文秘書兼翻譯，其主要職責是幫助英國進行鴉片走私，擴大殖民侵略范圍。 郭士立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又多次在中國沿海進行間諜活動，僅他協(xié)助一個英國鴉片販子到福建泉州走私鴉片，一次就使該販凈賺5.3萬英鎊，并在泉州建立了走私鴉片的秘密據(jù)點。1836年，義律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時，曾多次與郭士立商議，如何在清廷內(nèi)部銷售鴉片。郭士立獻計道：“要路顯官，盡為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都嗜好鴉片，故倘以賄賂擴張販路，必能達到目的。”[3] 1839年9月1日，林則徐下令將英國人驅(qū)逐出澳門，郭士立聲稱自己是德國人，不在驅(qū)逐之列。但清朝官員知道他是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忠實而杰出”的中文秘書和翻譯，還是把他與英國人一起驅(qū)逐出境。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郭士立馬上做了英國侵略軍陸軍總司令臥烏古的翻譯、參謀兼向?qū)?，隨軍北上。英軍在定海建立殖民政府時，郭士立則以民政部門負責人的身份住在定?？h衙內(nèi)，不久升為“民政官”，中方史料稱其為“偽縣令”。期間，他還威脅當?shù)氐仄τ炘p勒索定?？h城內(nèi)的當鋪、商行，充分顯示了他是一個偽善的傳教士。1841年10月，英軍占領(lǐng)寧波后，他又因在定海任期的“政績”被指定為寧波的“行政官”（偽縣令）。當英軍在舟山附近掃蕩時，曾遭到當?shù)厝嗣竦膱詻Q抵抗，郭士立親赴該地，企圖安撫百姓，勸說人民停止反抗，遭拒絕后立即指揮英國侵略者對百姓肆意屠殺。1842年5月，郭士立隨軍北上進犯長江，7月占領(lǐng)鎮(zhèn)江后，被指定為鎮(zhèn)江的“民政長官”。 英國侵略軍進犯南京時，郭士立作為英方的三大翻譯之一，參與了《南京條約》的談判，《南京條約》的中文草稿就出自他的手筆?！赌暇l約》在揚子江上英軍旗艦“康沃利斯”號上簽署。一位英國軍官在其回憶錄的結(jié)尾處用大寫字母寫下：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中國被一女子征服了，這里的女子指英國女王）。條約內(nèi)容包括割香港島給英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通商口岸、賠款2100萬元、協(xié)定關(guān)稅，等等。 鴉片戰(zhàn)爭期間，傳教士不止郭士立一人撕下了偽善的面紗，還有很多傳教士狂熱地煽動侵華，隨著中國軍隊在戰(zhàn)場上的失利，這些傳教士們已經(jīng)完全以征服者的姿態(tài)“闖進城門”，甚至直接參與戰(zhàn)爭了。1842年2月14日，有一個在澳門活動的傳教士在給另一個傳教士的信中寫道：“大炮在天朝呼嘯，……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地陷落?！@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實現(xiàn)的”；“一次我信步走到一個城門口，城墻上似乎永恒地寫著‘洋人莫入’?！沂且粋€洋人，又是一個傳教士，我看到了墻上寫的那句話，可是我不顧一群中國人的驚詫，闖進了城門”；“時候已經(jīng)到來，我們已沉默到今天，現(xiàn)在是可以到中國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們的嗓門大喊大叫的日子了。”[4] 《南京條約》簽字后，郭士立被任命為舟山的英國商務監(jiān)督而返回寧波。此后，他還伙同美國傳教士伯駕積極參與了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曾任美國使團團長顧盛的秘書和翻譯，也是這一不平等條約的起草人之一。1843年8月，郭士立回到香港，任英國殖民地首任香港總督、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璞鼎查的中文秘書和翻譯。1851年8月9日，郭士立在香港病逝。 資料來源： 1.見文中注釋。 2.周寧：《西方2000年看中國》（下），團結(jié)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3.張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4.季平子：《從鴉片戰(zhàn)爭到甲午戰(zhàn)爭》，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思考討論 1．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有哪些？從郭士立等西方傳教士在鴉片戰(zhàn)爭前后進行的活動說明鴉片戰(zhàn)爭的性質(zhì)。 2．為什么說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的起點？ [1]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29頁。 [2] 顧長聲：《馬禮遜到士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3頁。 [3] 顧長聲：《馬禮遜到士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7頁。 [4]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47頁。 教學案例3：《土地章程》和第一塊外國租界的出現(xiàn) 根據(jù)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上海被開辟為對外通商的口岸。1843年11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晚，原英國駐印度馬德拉斯野戰(zhàn)隊上尉巴富爾（George Balfour，亦譯為巴爾福）以英國首任駐滬領(lǐng)事的身份到達上海。隨行人員僅有一位軍醫(yī)、一名秘書，以及作為翻譯的傳教士麥華佗。岸上沒有任何人迎接這些英國人，他們只好在船上過夜。 道光皇帝派來上海處理通商事務的大臣是兩江總督璧昌和江蘇巡撫孫善寶，但他們兩人都認為英國領(lǐng)事職分低，“體制攸關(guān)”，拒絕和巴富爾會面，把上海通商的一切事宜都推給了上海道宮慕久去辦。9日清早，宮慕久獲悉英國人已臨城下，便派了幾頂陳舊的轎子前去相迎。在上海道衙門里，英國人受到了中國地方官的禮貌而冷淡的接待。當巴富爾要求租房設立領(lǐng)事館時，遭到拒絕，宮慕久給出的理由是城中已沒有任何空房。會晤結(jié)束后，巴富爾等人心有不甘地離開衙門。當他們在街上到處尋找住處時，一位顧姓商人向他們建議租賃他的住宅。巴富爾隨即以每年400元的租金租賃了城內(nèi)顧家的一幢有52間的大房子，作為住宅和領(lǐng)事館。 11月17日，巴富爾正式宣布上海為開放通商口岸，擅自劃定從縣城到吳淞長約13英里的地區(qū)為上海港區(qū)；規(guī)定從蘇州河口到洋涇浜（今延安東路外灘）為洋船停泊區(qū)域，并規(guī)定船只停泊規(guī)則等事項（后又規(guī)定，船只未得英軍司令官的許可，不準更動下錨地點）。 上海開埠后，外國商人和冒險家紛至沓來，都要求在上海購地建房。但上海居民不愿把土地買給外國人，官吏也表示：“地系人民私產(chǎn)，官家無強迫出售之理”。因而有些英國人認為：“購地之難，實百倍于吳淞之役。”[1]巴富爾曲解《南京條約》關(guān)于準許英人在通商口岸租賃房屋或地基的條款，硬要上海道臺宮慕久劃定一塊專供外國人占用的居留地，還說這樣“華洋分居”，可以避免彼此間的糾紛。巴富爾想得到的地方就是外灘，當時這里還是人煙稀少，草葦叢生的荒灘。但它位于黃浦江與蘇州河的交匯處，既有水道與蘇州相連，又可出吳淞口溯長江而上，深入中國內(nèi)地，對外貿(mào)易也極為便利。外灘既臨近商業(yè)發(fā)達的縣城，又無城墻的限制，有廣闊的發(fā)展余地。更為重要的是，外灘處在外國軍艦可隨時進出的黃浦江畔，在英國人看來，把住處和商船放在自己的軍艦大炮的保護之下更可以感到“放心”。 宮慕久和巴富爾就劃定居留地一事進行談判。在談判中，巴富爾提出土地買斷的要求，但按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則，中國土地不得賣于外國人。巴富爾又建議英國政府出面買下整塊土地，也因條約中無此項規(guī)定而無法實現(xiàn)。經(jīng)過反復交涉，在巴富爾的威脅和欺騙下，宮慕久于1845年11月29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以道臺的名義公布了與巴富爾“依約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外國侵略者通過這個章程進一步擴大了在上海的特權(quán)：一是勒索到近代中國的第一塊居留地，二是初步攫取了居留地的管理權(quán)，三是為以后進一步擴大侵略特權(quán)留下了伏筆。此后，外國侵略者援例在中國其他城市更多的地方建立起類似的居留地，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主權(quán)和領(lǐng)土完整。《土地章程》被外國侵略者看作上海租界的“大憲章”、“根本法”，和不平等條約一起，被稱為“中國各地及上海外人租界之基礎”。[2]但根據(jù)這個土地章程的內(nèi)容，中國政府對這塊居留地仍然擁有相當大的權(quán)力，外國侵略者無權(quán)把這塊土地變?yōu)椴皇苤袊头晒茌牭摹皣兄畤薄? 巴富爾勒索到這塊土地后，于1846年4月間買定李家莊一處地產(chǎn)100多畝建造領(lǐng)事署，計價1.7萬多元。按照當時英國法律，領(lǐng)事在國外只能租地辦公，不得購地建屋。英國公使拒絕支付這筆錢，巴富爾只好自己墊付。同年9月，巴富爾辭職回國，由阿禮國接任。阿禮國來到上海后，即千方百計地圖謀實現(xiàn)其擴大租界范圍的野心。 1846年12月22日，租界內(nèi)的殖民者以“有集體行動的必要”為借口，在理查茲飯店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一個3人委員會——道路碼頭公會，負責道路、碼頭建設事宜，并授權(quán)核對租地外人按土地面積征收捐稅。會議還決定每年一月舉行一次租地人會議，聽取道路碼頭公會關(guān)于收支和建設情況的報告，選舉新的委員會以及處理與地產(chǎn)有關(guān)的其他事務。該租地人會議和道路碼頭公會就是日后租界的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納稅人會議和工商部的原型。 按照《土地章程》，租界由英國領(lǐng)事專管，其他國家的僑民雖然也可以入內(nèi)居住，但須經(jīng)英領(lǐng)事同意。巴富爾和阿禮國都是飛揚跋扈之人，他們認為租界和上海港都屬于英國管轄，自己就有權(quán)管理其他外國人。這就引起了其他列強的不滿。1844年，美國旗昌洋行的吳利國來到上海，他給新任美國公使璧珥寫信，要求擔任駐滬領(lǐng)事。1846年，吳利國就任代理領(lǐng)事，隨即在租界內(nèi)舊纖道（今九江路）設立領(lǐng)事署，升起了美國國旗。英國領(lǐng)事巴富爾為了確立自己對這塊土地的專管權(quán)而反對升美國國旗。此事一直鬧到1847年，才由上海道臺補頒《土地章程》第24條，規(guī)定：在特許英商租地范圍內(nèi)，除得懸掛英國國旗外，任何外國人不得懸掛該國國旗。但吳利國直到次年離任前夕才降下美國國旗。 正當英美領(lǐng)事圍繞著“升旗事件”勾心斗角時，法國首任駐滬領(lǐng)事敏體尼于1848年1月25日來到上海。他租下位于租界與上?？h城之間的天主教堂的一幢房子，在那里設立領(lǐng)事館，升起了法國國旗，同英國人分庭抗禮。 上海開埠后，外國人是不允許到內(nèi)地游歷的。上海地方官員曾規(guī)定，外人外出的距離以一日往返為限，不得在外過夜。當時，英國公使也承認這一規(guī)定有效。但侵略者并沒有把此規(guī)定放在眼里。他們常常違約遠行，與當?shù)鼐用癜l(fā)生沖突，多次被人民毆逐。1848年3月8日，英國傳教士麥都思、雒魏林、慕維廉3人違反規(guī)定，擅自乘船前往離上海90多里的青浦活動。當他們在青浦城隍廟里向群眾散發(fā)宗教小冊子時，同看守停運漕船的水手發(fā)生沖突，雒魏林竟然用手杖毆打中國人，激起眾憤。在斗毆中，這3人被打了幾下，僅受微傷。清浦縣令將這3個傳教士護送至縣署，再由專人送回上海。 阿禮國為了壓制中國人民的反抗和勒索更多的侵略權(quán)益，借青浦事件大做文章。他闖進道臺衙門，要求嚴拿所謂“兇犯”。道臺咸齡回答說：“斗毆細故，不足深詰”。阿禮國竟破口大罵，并用手杖折扇敲擊咸齡的頭。3月10日，咸齡寫信給阿禮國，說已下令緝拿肇事水手，并向麥都思等人表示慰問。但阿禮國決意擴大事態(tài)，無理地退回該信。這時，各國駐滬領(lǐng)事都表示支持阿禮國，一艘英艦“奇爾德”號也正好來到上海，阿禮國的態(tài)度越發(fā)蠻橫起來。3月13日，他通知咸齡說，在這一事未得到滿意解決之前，所有的英國船只都將不交關(guān)稅，同時也不許任何漕船出海，并威脅道：如果在48小時內(nèi)不把10名“主犯”逮捕，他還要采取其他行動。接著，“奇爾德”號封鎖了吳淞口。咸齡密令漕船三三兩兩分散出港，但“奇爾德”號發(fā)射炮彈飛過這些船的船首，漕船無法前行。當時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海運漕船851艘，載漕糧100多萬石，這些船都開不出港，而英商船又停付關(guān)稅。在這種壓力下，咸齡只好于3月16日派海防同知赴青浦協(xié)助“緝兇”，逮捕水手2人，19日解到上海。江蘇巡撫陸建瀛也派買辦出身的候補道吳健彰以催促海運為名來上海查辦此案。但阿禮國仍不滿足，20日派副領(lǐng)事羅伯遜和翻譯巴夏禮乘軍艦去南京，直接向兩江總督李星沅進行恫嚇。麥都思等人也聲稱，19日解來上海的兩名水手并非“首犯”。 李星沅聽說英國人要來南京，非常緊張。他一面和江蘇巡撫會派官員倪良耀赴上海查辦，一面派人在長江相機攔截羅伯遜，阻止他來南京。倪良耀到青浦后，青浦縣令又逮捕了兩名水手，倪令再加捕6人，于3月28日押往上海。麥都思等誣指倪萬年、王明付2人為“首犯”。倪良耀為取悅洋人，竟將10名水手一并戴枷示眾。阿禮國這才下令撤除對港口的封鎖。但已經(jīng)闖進南京的羅伯遜仍堅持要李星沅另派大員赴上海查辦。李星沅再派江寧藩司傅繩勛和請假在籍的直隸候補道陳之驥前往上海，并以咸齡處理此事“原欠緊速”，將其撤職，委任吳健彰代理上海道臺。阿禮國見威脅手段生效，立即得寸進尺，要求將10名水手“照白晝搶奪等律定擬，幫官縣令均應科辦”[3]。清政府官吏完全屈服，將10名水手解省復審，判王明付充軍，倪萬年處徒刑，其余枷號釋放。另外還賠償麥都思等人300元。 青浦事件的結(jié)果使得在上海的各國侵略者歡欣鼓舞。3月29日，法、美、比領(lǐng)事寫信給阿禮國，贊揚他的強硬措施對各國僑民的安全有好處。 青浦事件后不久，阿禮國就正式提出了擴充租界的要求。這時在上海的外國人共計不過100人，擴充租界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但新上任的上海道臺麟桂被侵略者的氣焰嚇壞了。1848年11月27日，他和阿禮國訂立協(xié)定，將租界西界從界路擴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北面伸展到蘇州河，租界的總面積比原先增加了2000畝，達2820畝。從這時起，這片土地就被稱為“英租界”。 阿禮國的擴張陰謀得逞，使得法、美兩國殖民者眼紅起來，他們也要求取得租界。三個租界把外灘和蘇州河口一帶地段分割劃分完畢：英、法租界以洋涇浜為界，占據(jù)著外灘；英、美租界夾持著蘇州河河口。上海交通最便利、位置最重要的地區(qū)，完全被控制在西方殖民者手中了。 資料來源： 1.見文中注釋。 2.白吉爾：《上海史：走向現(xiàn)代化之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3.姜龍飛：《上海租界百年》，文匯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思考討論 1．資本主義國家是怎樣取得近代中國的第一塊租界的？租界的建立對近代中國有什么危害？ 2．怎樣理解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社會性質(zhì)？ [1] 劉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57頁。 [2] 夏晉麟：《上海租界問題》，上海書店1992年2月第1版，第27頁。 [3]福祿堪：《青浦事件信稿》，《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2期。 教學案例4:資本-帝國主義在近代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鏡頭一：震驚中外的旅順大屠殺 1894年10月24日，日軍從陸、海兩路同時向遼東進攻。11月18日，由大山巖指揮的日軍，從后路進攻旅順，聯(lián)合艦隊布列于旅順海域，佯攻正面。在侵略者來犯的關(guān)鍵時刻，身為守軍統(tǒng)帥的龔照玙，在前一日乘魚雷艇逃往煙臺，其余守將也忙于爭奪船只，伺機逃跑。只有正定鎮(zhèn)總兵徐邦道部孤軍苦戰(zhàn)。21日下午3點20分，日軍先頭部隊第一師第二旅團第二聯(lián)隊攻陷旅順，隨即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日本第二聯(lián)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的上等兵加部東常七記述了進入旅順市街后他本人的殺人經(jīng)過：“本聯(lián)隊接受占領(lǐng)黃金山的命令，闖入旅順市街，立即挨家挨戶搜索，刺殺躲藏的敵兵。我，子彈上膛。裝上刺刀，在街里搜索敵兵。發(fā)現(xiàn)一敵兵躲在暗屋的角落。你這小子！……刺刀一閃，深深穿透前胸脯。他痛苦極了，用手握住刺刀。呱……糟糕。用力往回抽刀，割掉了他的四個手指。就在他倒下時，又刺了一刀。他魂飛天外，只剩下軀殼。”[1] 日本第二聯(lián)隊的一個中尉在寫給家人的信中描述了當天日軍的集體殺戮情況：“我軍益加奮進，進入市區(qū)，發(fā)現(xiàn)潛伏的敵兵立即砍倒殺死。轉(zhuǎn)眼之間占領(lǐng)了海岸各堡壘，可以說勢如疾風驟雨（估計到此時，平均每人已斬殺4人左右。像小弟這樣的，也已斬殺3名，真是太痛快了）?！盵2] 美國《世界報》記者克里爾曼說：“作為目擊者，我親眼看見旅順市民對侵略者并無任何抵抗?，F(xiàn)在日本人聲稱，有人從窗戶和門內(nèi)向他們開槍射擊，這完全是謊言。日本兵根本不想捉俘虜。我看見一個男子跪在地上乞求開恩，日本兵用刺刀將其刺倒，又一刀砍下頭來。另一個人躲在墻角里，被一隊日本兵用排槍射殺。一個跪在街中的老人幾乎被劈成兩半。一個可憐的人被擊斃在屋頂上。另一個人聽到槍聲，從屋頂?shù)涞浇稚希蝗毡颈么痰哆B刺十余刀。在我的腳下，有一所掛著紅十字旗的醫(yī)院，日本兵向從醫(yī)院門口出來的不拿武器的人們開槍?！薄罢麄€市區(qū)均遭到日本兵搶劫，躲在自己家里的居民也被殺害。驚慌失措的大人孩子和牲口成群結(jié)隊地往外逃。在旅順西邊，難民涉水過一道淺水灣，在冰冷的水里踉踉蹌蹌前行，一隊日本兵追至水灣邊，向水中的人一齊開火。最后涉水的兩個男子，領(lǐng)著兩個孩子，蹣跚地剛剛到達岸邊，一隊日本騎兵趕過來，用馬刀砍死一個男子。另一個男子和兩個孩子退到水灣里躲避，卻像狗一樣被射殺了。在街道旁邊，我不斷看見店鋪主人苦苦哀求，但不是被擊斃，就是被砍死。日本兵折下每一間店鋪的門窗，并進屋搶劫。第二聯(lián)隊的前鋒到達黃金山炮臺時，發(fā)現(xiàn)已被棄守，唯見港內(nèi)有一只滿載難民的舢板，日本兵立即在碼頭上排列成行，齊向舢板射擊，直到船上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打死為止。港外還有10只擠滿驚恐萬狀的難民的舢板，也被日本魚雷艇全部擊沉。”[3] 經(jīng)過4天殺戮，旅順市區(qū)的慘狀連日本人也驚呆了。25日，野戰(zhàn)炮兵第一聯(lián)隊的部分士兵獲準到市區(qū)游覽。第二中隊士兵片柳鯉之助在《遠征日志》中寫道：“此日，環(huán)視旅順市街和近郊，敵兵的尸體極多，每戶必有死尸三四具以上。道路及海岸，所到之處都堆滿死尸。其狀無法用拙筆所能表達?！钡谒闹嘘犑勘∫傲卦凇稄能娙沼洝分杏懈敿毜拿枋觯骸懊考叶加卸鄤t十幾具、少則二三具的敵尸。有白髯老者和嬰兒死在一起的，也有白發(fā)老嫗和兒媳、女兒手拉手倒地死的，其慘狀實在是無法言狀?！盵4] 日軍在旅順大屠殺中，殘暴殺害的清軍應為2500多人，殺害平民、婦孺老幼應是1.8萬多人。[5]旅順居民約2萬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難。 鏡頭二：雨果譴責英法聯(lián)軍搶劫圓明園 雨果是法國著名的詩人、小說家、文藝評論家和浪漫主義運動的領(lǐng)袖。他是個有正義感的作家。1860年10月18日，圓明園被燒，法國軍隊滿載而歸，而拿破侖三世則恬不知恥地將擄掠而來的圓明園珍物拿出展覽。雨果對此極為憤慨，1861年11月25日，他在致聯(lián)軍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痛斥了侵略者的強盜行經(jīng)，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同情，信中同時充滿了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贊美。 雨果在信中寫道：“在世界的一隅，存在著人類的一大奇跡，這個奇跡就是圓明園。藝術(shù)有兩種淵源：一為理念——從中產(chǎn)生歐洲藝術(shù)；一為幻想——從中產(chǎn)生東方藝術(shù)。圓明園屬于幻想藝術(shù)，一個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薈集于圓明園。圓明園是規(guī)模巨大的幻想的原型，如果幻想也可能有原型的話。只要想象出一種無法描繪的建筑物，一種如同月宮似的仙境，那就是圓明園。假定有一座集人類想象力之大成的燦爛寶窟，那么這座象城池一般規(guī)模巨大、經(jīng)過幾世經(jīng)營建造的園林究竟是為誰而建的呢？為人民。因為時光的流逝會使一切都屬于全人類所有。藝術(shù)大師、詩人、哲學家，他們都知道圓明園。伏爾泰也曾談到它。人們一向把希臘的巴特農(nóng)神廟、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競技場、巴黎的圣母院和東方的圓明園相提并論。如果不能親眼目睹圓明園，人們就在夢中看到它。它仿佛在遙遠的蒼茫暮色中隱約眺見的一件前所未知的驚人杰作，宛如亞洲文明的輪廓崛起在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一樣?！盵6] 雨果強烈地斥責了英法聯(lián)軍對圓明園的毀壞，他說：“這一奇跡已蕩然無存。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強盜大肆掠劫，另一個強盜縱火焚燒。從他們的行為來看，勝利者也可能是強盜。一場對圓明園的空前洗劫開始了，兩個征服者平分贓物，真是豐功偉績，天賜的橫財！兩個勝利者一個裝滿了他的口袋，另一個看見了，就塞滿了他的箱子。然后，他們手挽著手，哈哈大笑著回到了歐洲。這就是這兩個強盜的歷史。在歷史面前，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國，另一個叫英國?！薄胺ㄌm西帝國從這次勝利中獲得了一半贓物，現(xiàn)在它又天真得仿佛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將圓明園輝煌的掠奪物拿出來展覽。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國能擺脫重負，清洗罪惡，把這些財務歸還被劫的中國?！盵7] 鏡頭三：赫德把持中國海關(guān)和干涉中國外交 英國人赫德是中國近代海關(guān)史上一個舉足輕重、影響甚巨的人物，也是中、英近代史和中英關(guān)系史上一個顯赫一時、不可忽視的人物。 赫德（Robert Hart），1835年2月20日出生于英國北愛爾蘭亞馬群波達當?shù)臎]落酒廠主家庭。1853年，赫德在女王大學畢業(yè)后留校攻讀碩士學位，1854年被保送到英國外交部工作，同年到中國香港充任領(lǐng)事館編外譯員。 1855年5月，赫德出任英國駐寧波副領(lǐng)事助理，1858年調(diào)任廣州領(lǐng)事館助理。1861年6月，赫德去北京總理衙門商談天津條約及其附件中有關(guān)海關(guān)諸條款的具體執(zhí)行落實問題。他精心準備了7條專題條陳意見，為便于清政府官員閱讀，有些專題用中文撰寫。他與總理衙門的奕訢、文祥會面時，態(tài)度謙和、漢語流利，深得中國官員的欣賞，并向咸豐皇帝報告：“赫德雖系外國人，察其性情，尚屬馴順，語言亦多近理，且貪戀總稅務司薪俸甚巨，是以尚肯從中助力?！币恢芎螅v華公使卜魯斯上報英國外交大臣羅素：“我認為，能提供這樣的機會，使赫德先生作為一個中國雇傭的英國臣民，接近像恭親王和文祥那樣的居于高位者，并給他們留下良好的印象，是一樁重要的事件，他所受到的接待和待遇，幾乎不可能不對外國人的一般地位產(chǎn)生一種相當大的精神上的影響。”[8]此后兩年多，赫德奔波于中國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先后設立了10多處新海關(guān)。1863年11月，奕訢任命赫德接替李泰國為總稅務司。直到1908年回國休假，赫德把持中國海關(guān)長達45年之久。 赫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強化海關(guān)的指揮系統(tǒng)，草擬了“通商各口募用外國人幫辦稅務章程”，突出總稅務司統(tǒng)管海關(guān)華洋人員一切任免、獎懲、調(diào)派、薪俸等，外人不得干預，外籍稅務司制度從此成為獨立于中國中央政府之外的特殊系統(tǒng)，海關(guān)就是獨立王國，赫德就是獨裁者。 赫德?lián)沃袊ｊP(guān)總稅務司期間，極力張羅向英國借款以保持英國人把持海關(guān)大權(quán)的特殊地位，保障英國對華貿(mào)易的優(yōu)勢。當時，英國對華貿(mào)易的比重大大超過其他國家，最高年份達70%，最低年份也占44%。赫德通過控制海關(guān)，達到了拓展英國對華經(jīng)濟侵略、增加在華利益的目的。 赫德視總稅務司為個人私產(chǎn)，海關(guān)許多重要職位都委任其親屬。從1867年開始，他就培養(yǎng)自己的弟弟赫政作接班人，只不過由于德璀琳的爭奪未能實現(xiàn)。1897年，赫德自設副總稅務司一職，以其妻弟裴式楷充任。赫德還加緊培養(yǎng)自己的兒子赫承先，早年甚至想讓兒子參加科舉考試，走中國的正規(guī)仕途，“名正言順”地世襲己位。赫承先22歲就當上父親的掛名秘書。1897年國際郵政會議在華盛頓舉行時，赫德也想把自己不滿25歲的兒子作為中國代表派往參加。 赫德憑借雙重身份和與總理衙門的隸屬關(guān)系，利用多種機會，以居間斡旋為名，介入中國的外交，成為清政府的外交顧問和準外交人員。1870年后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條約均有赫德及其屬下的海關(guān)外籍人員為列強提供軍事、財政、經(jīng)濟情報，為具體條款的內(nèi)容設計出謀劃策，在中外政府間穿針引線，盡力維護列強權(quán)益，同時又充當清政府對外談判時的顧問和謀士。 鏡頭四：德皇威廉二世炮制《黃禍圖》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國慘敗。同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開始在公開場合提出“黃禍”論。他還命令宮廷畫家赫爾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據(jù)他的想象畫一幅黃禍情景的圖畫，制版印刷后送給他的親屬臣下和歐洲各主要國家的統(tǒng)治者。奈克法斯的《黃禍》一畫，有七位天使一樣的人物分別代表德、英、法、意、奧、俄七個國家，她們手中拿著長矛和盾牌站在一處懸崖上，表情嚴肅而莊嚴地說：“歐洲國家聯(lián)合起來！保衛(wèi)你們的信仰與你們的家園！”在懸崖的深處是隱約的山河城郭，另一邊的半空中懸著一團奇形怪狀的烏云，在烏云的中心閃現(xiàn)著一團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騎在一條中國式的惡龍身上。 德皇的“黃禍”論在當時有人曾提出異議，有人在《每日新聞》中發(fā)表文章說：“根本無所謂黃禍，除非外族統(tǒng)治中國。所有的中國人，都只想在自己的國土上過自己的生活。他們的祖先崇拜仿佛一個寬松的錨，將他們束縛在家鄉(xiāng)的土地上。德國皇帝理解或自以為理解的所謂的黃禍，完全是荒誕的，中國人的本性可以證明這一點?！盵9]當時的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并簽訂了眾多的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禍害，要說禍的話，也應該是“西禍”，何來“黃禍”？但在西方質(zhì)疑“黃禍”的人不多，熱衷流傳的人不少。 資料來源： 1.見文中注釋。 2.徐洪興：《殘陽夕照》，長春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3.周寧：《西方2000年看中國》，團結(jié)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思考討論 1. 資本-帝國主義采取哪些方式入侵并控制近代中國？ 2. 近代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給中國帶來了什么？ [1] 蘇小東：《甲午日軍罪行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60頁。 [2] 蘇小東：《甲午日軍罪行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61頁。 [3] 蘇小東：《甲午日軍罪行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63頁。 [4] 蘇小東：《甲午日軍罪行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79頁。 [5] 關(guān)捷：《旅順大屠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215頁。 [6] 柳卸林主編：《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81-82頁。 [7] 柳卸林主編：《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82頁。 [8] 姚壽山：《赫德其人》，載中國海關(guān)學會編《赫德與舊中國海關(guān)論文選》，中國海關(guān)出版社2004年9月第 1版，第112頁。 [9] 周寧：《龍的幻象》（上卷），文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50頁。 教學案例5：近代中國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斗爭——三元里抗英斗爭 1840年5月，英國侵略軍到達廣州珠江口外，挑起了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次年2月，英軍攻陷虎門炮臺，兵臨廣州城下。為挽救敗局，道光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率各省軍隊1.7萬人至廣東對英軍作戰(zhàn)。 1841年5月21日，靖逆將軍奕山為了邀功請賞，貿(mào)然向英軍發(fā)動夜襲。英軍乘機反攻，占領(lǐng)了廣州城郊重要據(jù)點，并炮轟城內(nèi)，奕山舉起白旗投降。事后，奕山與英國侵略者訂立屈辱的《廣州和約》，向英軍交納贖城費600萬元，外省清軍撤離廣州60里。和約訂立后，奕山等人為了維持與侵略者的可恥“和局”，公然發(fā)布臺示：“現(xiàn)在兵息民安，所有官兵鄉(xiāng)勇人等，勿得妄生事端，如遇各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如敢違軍令查明即按軍法治罪?！盵1]由于奕山等人的退讓縱容，使英國侵略者的氣焰更為囂張。他們在廣州四郊日夜騷擾、“大肄淫掠，奸及老婦”[2]，無惡不作。 廣州人民目睹英國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統(tǒng)治者的腐敗和賣國，自發(fā)地起來抗擊侵略，保衛(wèi)國土。三元里位于廣州城北2．5公里，貼近泥城、四方炮臺，是一個有幾百戶居民的村落。1841年5月27日，義律和陸軍司令臥烏古縱容英國侵略軍，帶著武器在這一帶行兇作惡。他們到處奸淫虜掠，殺人放火，又搶糧食，又宰豬牛，甚至盜掘墳墓，從棺材里劫取殉葬品。當?shù)厝嗣裆钍芷浜ΑＦ渲心喑?、西村、三元里、蕭岡一帶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鄉(xiāng)紳民便利用舊有的社學形式自動組織起來，“集眾公盟”，聯(lián)合保衛(wèi)身家田園，開展打擊英軍騷擾的正義斗爭。 鴉片戰(zhàn)爭前，廣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學”。社學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大夫的教育、集合場所。清朝中葉以后逐漸演變?yōu)橛傻刂魇考澦刂?，由當?shù)剞r(nóng)民為鄉(xiāng)勇的武裝機構(gòu)。它的職能是維護地方封建秩序，對封建政府的軍隊起著某種輔助作用。但它不是官辦的，而是民間的機構(gòu)。在廣州城北一帶，就存在著十幾個這樣的社學，其范圍包括了80余鄉(xiāng)。英軍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勞動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災難，也給地主士紳帶來損害，因此，廣大人民群眾和愛國土紳對英國侵略者同仇敵愾，郁積了強烈義憤。 5月29日上午，一小股英軍又竄到三元里村搶劫奸淫，村民奮起搏斗，打死英兵數(shù)名。其余英兵見勢不妙，倉皇逃竄。為了堅決打擊敵人日后的報復騷擾，全村男女老幼齊集村北三元古廟商討敗敵之計。當即決定以隨里北帝神俯前的三星旗作抗英令旗，相約“旗進人進，旗退人退，打死無怨”。他們感到一鄉(xiāng)力叢畢竟有限，要對付真槍實彈的侵略軍，必須把附近各鄉(xiāng)群眾動員起米，于是即刻派人四處聯(lián)絡。蕭岡鄉(xiāng)“舉人何玉成，即柬傳東北南海、番禺、增城、連路諸村，各各丁牧出護?！盵3]何玉成“柬傳”各鄉(xiāng)的聯(lián)系渠道，就是舊有的社學。由于各鄉(xiāng)已有了“集眾公盟”的基礎，所以附近l03鄉(xiāng)的農(nóng)民、漁民、手工工人等聞風而到，迅速集結(jié)。城郊東北6個社學的客家群眾及打石工人，也在監(jiān)生王韶光帶領(lǐng)下趕來參加戰(zhàn)斗。這樣，一支浩浩蕩蕩的人民抗英武裝迅速形成。有人提議吹螺殼打鼓進兵，打鑼收兵；并決定采用誘敵深入的戰(zhàn)術(shù)，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伏的牛欄岡進行伏擊戰(zhàn)。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鄉(xiāng)群眾數(shù)千人，手持鋤頭、鐵锨、木棍、刀矛、石鎂、鳥槍，向英軍盤踞的四方炮臺挺進佯攻。英軍司令臥烏古率領(lǐng)侵略軍負隅頑抗。在戰(zhàn)斗中，敵軍少校畢霞緊張恐懼過度，加以天氣炎熱，昏倒在地，幾分鐘內(nèi)死去。敵軍亂放槍炮、火箭，群眾按原訂計劃且戰(zhàn)且退。據(jù)參與此次戰(zhàn)役的英軍記載說：“我們(英軍自稱)的火箭炮繼續(xù)對著他們的隊伍一行行地推過去，他們?nèi)匀粵]有什么畏懼的表現(xiàn)”，搖動著旗幟和盾牌，指引我們向前進。[4]臥烏古氣急敗壞．命令英軍追擊。農(nóng)民群眾牽著驕橫愚蠢的敵軍的鼻子到達牛欄岡附近．忽然螺殼、戰(zhàn)鼓齊吶，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裝農(nóng)民猛沖出來，將敵人團團圍困。此時旌旗蔽野，殺聲露天，婦女兒童也上陣助威，為各鄉(xiāng)的農(nóng)民戰(zhàn)士送飯。以林福樣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聞聲起來，參加戰(zhàn)斗。各鄉(xiāng)群眾愈來愈多，很快就達到數(shù)萬人。英軍急忙開槍射擊，但擋不住武裝群眾的洪流。臥烏古指揮部下分兩路突圍，武裝群眾當即從兩翼包圍英軍后隊，并趁他們渡河和單列行進的有利時機，沖上前去，進行肉搏。 下午一時，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大雨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擻，愈戰(zhàn)愈勇。侵略軍因火藥受潮而槍炮失靈，士氣低落，膽戰(zhàn)心驚。田間小路又被暴雨淹沒，稻田一片汪洋。穿著皮靴的侵賂軍，在泥濘中寸步難行。三元里人民以長矛猛烈刺殺英軍．英軍妄圖以刺刀抵擋，然而他們不能不哀嘆：“刺刀之于中國人的長矛，只不過是一種可憐的防御物罷了?！盵5]這時，沒有上陣的婦女，自動把飯做好．送上前方。 將近下午4時，臥烏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結(jié)起來。他發(fā)現(xiàn)37團第三連“失蹤”了，只得調(diào)兩連水兵再到戰(zhàn)地搜索。天黑雨大，一直折騰到近午夜，水兵們才和找到的第三連共同返回四方炮臺。原來，第三連在撤退時和聯(lián)隊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為了逃命，他們一個挨一個結(jié)成方陣，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們?nèi)匀皇艿饺锶嗣竦膽土P，有—名士兵被打死，一名軍官和14名士兵受重傷。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傷英軍近50名，繳獲大量戰(zhàn)利品。人們熱情贊頌：“自從航海屢交鋒，數(shù)萬官軍無此績”。[6] 戰(zhàn)斗仍在繼續(xù)。5月31日上午10時，廣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縣等縣400余鄉(xiāng)義勇數(shù)千人，趕來與三元里人民一起，將四方炮臺層層包圍。英軍則龜縮在炮臺內(nèi)，等待援救。正在緊張時刻，8000多名全副武裝的清軍，偃旗息鼓，從城里撤向《廣州和約》規(guī)定的金山地區(qū)。他們經(jīng)過四方炮臺時，臥烏古又添一番虛驚，是否“意中有詐”？但清軍卻對這里發(fā)生的火熱戰(zhàn)斗熟視無睹。這一天，義律趕來后也被包圍。他們立即派奸細混出重圍，帶信給廣州知府余保純說，義勇必須立即散開．否則英軍特解除和約，繼續(xù)攻城，燒掉附近每個村鎮(zhèn)。奕山嚇壞了，馬上派余保純帶領(lǐng)南海、番禺縣令，出城為英軍解圍。 余保純央求群眾撤圍?？墒侨罕姾尥噶怂?，斥責他“退夷賣國”。余保純無所施其伎，就威脅地主、士紳們說，“如果鄉(xiāng)民不退，將來萬一有事，要由你們負責”。士紳們害怕了，有的丟下群眾溜走，有的幫助“勸散”群眾。斗爭被賣國的清朝官員和動搖的地主士紳破壞了。余保純在人們的嘩笑聲中，護著義律和侵略軍狼狽撤走。 英國侵略軍遭此沉重打擊，事后義律竟無恥地貼出告示說：“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后毋示犯。”人民群眾馬上貼出《廣東義民告英人說帖》、《三元里等鄉(xiāng)痛罵鬼子詞》等文告，揭露英國的侵略，痛駁義律的謬論：“其時我們義民，約齊數(shù)百鄉(xiāng)村，同時奮勇，滅盡爾等畜類。爾如果有能，就不該轉(zhuǎn)求廣府，苦勸我們義民使之罷戰(zhàn)。今各鄉(xiāng)義民既饒爾等之命．爾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示?！瓲柾詫捜?，試思誰寬容誰?”并明確表示：“我等義民……不用官兵，不用國帶，自己出力，殺盡爾等豬狗，方消我各鄉(xiāng)慘毒之狠也！”[7]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敢于同西方資本主義強盜拼搏的斗爭勇氣。它像一面鮮艷的戰(zhàn)旗，激勵著英雄的中國人民再接再厲，把反侵略斗爭進行到底。 資料來源： 1.見文中注釋。 2.陳舜臣：《鴉片戰(zhàn)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思考討論： 1．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的背景和作用是什么？它反映了清政府地方治理的哪些問題？ 2．近代中國人民進行的反侵略戰(zhàn)爭的意義是什么？ [1] 劉仁榮、汪長柱：《中國革命歷史事件與人物》（上冊），湖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頁。 [2] 劉仁榮、汪長柱：《中國革命歷史事件與人物》（上冊），湖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頁。 [3] 張秀平主編：《影響中國的100次事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23頁。 [4] 劉仁榮、汪長柱：《中國革命歷史事件與人物》（上冊），湖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6頁。 [5] 張秀平主編：《影響中國的100次事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24頁。 [6] 張秀平主編：《影響中國的100次事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25頁。 [7]劉仁榮、汪長柱：《中國革命歷史事件與人物》（上冊），湖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8頁。 教學案例6:方術(shù)與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 清朝自嘉慶以來，日益衰微。官場腐敗，許多官吏終日忙于參天拜睦，信神弄鬼，這種風氣嚴重地影響了軍事活動。 當時流行扶乩術(shù)，這是一種以紫姑神作預測的迷信活動。扶乩的方法是在沙盤上用乩筆寫字，根據(jù)圖形作預測。1839年11月第一次穿鼻之戰(zhàn)后，清廷一些將領(lǐng)不是積極從事戰(zhàn)備，而是請仙降乩。據(jù)佚名氏《英夷入粵紀略》記載：“（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動，督憲五營公館千總某請仙，仙降乩云：‘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寧，四月虛驚，五月鬼去，六月康寧?！髞碚聼o事，二月初四、五日，逆攻橫檔、亞糧鞋、威遠、精遠、虎門諸炮臺，廣東水師提督關(guān)公天培、碣石鎮(zhèn)標都司署水師提標游擊麥公廷章皆戰(zhàn)死，炮臺盡為逆所據(jù)?！? 這條史料所載扶乩事，預測了1841年上半年的時事，所涉虎門之戰(zhàn)，多有附會，有待另外考證。值得一提的是，擁有重兵的堂堂千總竟然請仙降乩，實在不應該。 無獨有偶，比起這位千總，當時還有更加愚昧的高級官員。身為清軍主帥的楊芳、奕山、奕經(jīng)、文蔚等先后被道光帝派往廣東、浙江主持軍務，他們身負重托，卻視軍事如雜耍，溺泥于迷信。 先說楊芳，他因在嘉慶年間鎮(zhèn)壓川陜楚白蓮教起義，鎮(zhèn)壓林清、李成起義有功而被封為果勇侯。鴉片戰(zhàn)爭中，他由湖南提督升遷為參贊大臣。1841年3月，他先于奕山到達廣州。經(jīng)過一番考察，他錯誤地認為洋人的槍炮實為邪器，我方只有以臭穢之物才可制之。據(jù)此，他設計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戰(zhàn)術(shù)?！肚灏揞愨n譏諷類》記載云：“道光壬寅（按：應為辛丑年），果勇侯楊芳為參贊，懾于英艦之炮利，下令收糞桶及諸穢物為厭勝計，和議成，不果用。有人作詩嘲之曰：“楊枝無力受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公？糞桶當年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 類似楊芳的這種愚昧在清軍營中司空見慣。如《清稗類鈔迷信類》記載，清軍有賞罰大炮的愚昧行為：“八旗各軍之出征也，必攜帶大小各炮以隨，如龍子母、威遠、靖遠、紅衣等者，一一皆備，至駐軍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陳，必于前一夕出各炮于帳前，陳牲酹酒，軍主親詣三揖以釁之。明日獲勝，則披紅鼓吹迎之歸，隨釋折奏請賞給神威將軍、神威無敵大將軍、天佑助威將軍、天佑助威大將軍、武成永固大將軍諸封號。敗則牽之以回營，每炮棍責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即諸炮受封后，再出戰(zhàn)敗，枚責亦如前?！? 征戰(zhàn)前不是擦槍修炮，而是行祭賞之事，這是把封建迷信觀念用于武器，又怎么會有戰(zhàn)斗力？ 再說奕山，他作為皇族宗室派為清軍主帥，于1841年4月到達廣州。他不聽林則徐建議的六條御敵辦法，不致力于調(diào)動民氣，不策劃合適的戰(zhàn)術(shù)，而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個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來潮，下令分三路進攻英軍。由于輕舉妄動，導致清軍傷亡慘重，使英軍乘機占領(lǐng)了城外要塞，并伺機于5月26日從城北進攻廣州，并運來大批彈藥。說來也巧，這天突降傾盆大雨，英軍火藥盡被淋濕，遂不得不改變攻城計劃。奕山得悉，大喜過望，以為有神助，是蒼天顯靈。他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寫道：“火藥為在觀音山下，貯火藥三萬斤，為漢奸拋擲火彈，正將爆炸間，忽見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頓即熄滅。俄而大雨傾盆，逆敵火箭炮彈，無一延燒?！? 這本是一個反攻的好機會，調(diào)集到廣州的一萬名清軍完全有可能趁天氣變化全殲英軍。但是，奕山卻忙于敬神，并認為這是投降的好機會，乃于5月27日在廣州城高懸白旗，派廣州知府余保純與義律締結(jié)了賣國的《廣州和約》。 資料來源：王玉德：《方士的歷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思考討論： 1．迷信盛行與清朝嘉慶、道光年間的衰落有何關(guān)系？楊芳、奕山等人的迷信對鴉片戰(zhàn)爭造成了什么后果？ 2．1840年至1919年，中國軍民進行了許多次英勇頑強的反侵略戰(zhàn)爭，為什么中國的反侵略戰(zhàn)爭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反侵略戰(zhàn)爭失敗的最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教學案例7:“洋兄弟”呤唎眼中的太平天國運動 在外國侵略者武裝干涉太平天國革命的同時，一些外國人也參加了太平軍。太平天國的領(lǐng)導人稱參加革命的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