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畫派和一種以偏概全的畫派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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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種畫派和一種以偏概全的畫派觀 認真學習了周積寅先生在《中國美術》發(fā)表的長篇論文《中 國畫派論》 。 該文前三部分按他的理解對中國古代畫派做了梳理, 引經據典, 很有參考價值; 但其中周先生的闡釋也有不少值得商 榷之處。 比如他引述薛永年先生“歷時性畫家傳派”與“共時性 地方畫派”的見解,自己發(fā)揮,將文人畫(南宗)和院體畫(北 宗) 這兩個復雜的大系統(tǒng), 當作兩個“歷時性畫家傳派”進行分 析,很不妥當,這也紙非薛永年先生原意。此問題當另文商榷。 周先生在論文后幾個部分, 對他不認可的古今畫派發(fā)表高見, 并 斷言他的老師俞劍華先生將“揚州八怪”稱為“畫派”是“中 國畫史上的一

2、大誤導”。他宣稱: 所謂的“揚州八怪畫派” (簡稱揚州畫派) 借用了地方畫派 的外殼,無開派人物,無傳承骨干,無風格相近,這完全違背了 地方畫派自然形成的規(guī)律, 正是吾師在地方畫派問題上的自相矛 盾,而造成的一大失誤。 [1] 說也奇怪, 周文第一部分論及畫派界定標準時, 明明確認俞 劍華、王伯敏、薛永年、陳傳席等學者,都和他一樣具有“界定 中國畫派的共識”,即“有開派人物,與骨干人物的傳承關系, 風格相近”; 但是為什么在揚州八怪是否畫派的問題上, 他們與 周先生看法相反呢?追根溯源, 是由于周先生對這三點作了絕對 化的理解, 混淆了兩種畫派——畫家藝術傳派與地域群體畫派

3、的 區(qū)別,失之于以偏概全;而對地域群體畫派的深入認知,正是 20 世紀畫派觀的重要成果之一。從一定意義上說,將“揚州八 怪”確認為“畫派”, 是中國畫派研究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見, 是古代 畫派觀與 20 世紀畫派觀的分水嶺。事關重大,我們就從“揚州 八怪”“畫派”的名實之爭入手, 來探究中國畫派研究中的一些 基本問題。 一、“揚州八怪”作為“畫派”的研究歷程不應曲解 鑒于周先生文中對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揚州八怪作為 “畫派”研究過程的敘述有諸多重要遺漏, 甚至歪曲, 我不得不 在此做一番梳理和補充。 1956 年,山東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率先發(fā)表論 文《論清代中葉

4、揚州畫派中的“異端”特質——為“紅樓夢”討 論助一瀾》,文中明確指出:“所謂揚州八怪 實際上是對于一 個畫派中的主要人物的總稱。 [2] ”他是從思想史、文化史的視 角對繪畫史上的揚州八怪進行討論。 該文刊登在全國擁有極高聲 譽的《文史哲》雜志,其反響可想而知。 1960 年,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著名花鳥畫家、史論家郭味 蕖,在《文物》雜志第 7 期發(fā)表論文《揚州畫派的鄭板橋》。 1961 年 9 月,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了《石濤及揚州畫派作 品展覽》 (周先生對此只字不提)。當時該院院長是吳仲超,副 院長是唐蘭,書畫部研究員有徐邦達、張珩等,都是資深學者。 不僅這一年, 19

5、63 年 4 月該院又舉辦了《四王吳惲、揚州畫派 及王羲之誕辰1660 周年紀念展覽》 [3] 同年,周先生另一位老師溫肇桐教授在《河北美術》期刊發(fā) 表《略談?chuàng)P州畫派的藝術成就》。揚州學者孫龍父在《雨花》第 11 期發(fā)表《揚州八怪之我見》,文中不僅指出八怪是“一個重 要流派”,而且具體分析了“幾個總的特色”。 正是在故宮博物院的帶動和好幾位學者的呼應下, 1962 年 1 月,南京博物院、中國美協(xié)江蘇分會、江蘇省美術館聯(lián)合舉辦了 《清代揚州畫派作品展覽》,并召開了學術研討會,出版了《關 于清代揚州畫派學術研究資料》,收入俞劍華、羅子、徐沄秋、 溫肇桐、陳大羽、黃純堯、潘英橋

6、、楊建侯共9 篇文章,全都是 在認同揚州八怪是一個畫派的前提下來探討的。 俞劍華的論文《揚州八怪的承先啟后》長達8000 字,發(fā)表 于 1962 年 2 月 15 日、 16 日《光明日報》。這是一篇精心推敲、 極富新意的學術論文。文章一開頭便明確無誤地寫道: 揚州八怪已成了歷史的名詞, 并已成了大家公認的通行的名 詞,雖然八怪的人名,并不十分一定,人數(shù)并不一定限于八個, 但是它的含義比較明確,時代比較固定,畫風比較一致,作為一 個畫派來講,是比較適當?shù)摹? 俞劍華具體分析了揚州八怪作為畫派的理由。他說: 在一個畫派創(chuàng)始的時候, 它必須具有一種革新的精神, 而且 常常是在另

7、一老畫派比較衰弱的時候, 針對著老畫派的流弊而加 以革新。 揚州八怪作為一個畫派來講,是完全符合畫派發(fā)展規(guī)律的。 在乾隆時代,正是四王的全盛時代,在朝的有婁東派,在野的有 虞山派。兩派分庭抗禮,平分天下。 雖然是全盛, 但是婁東派的畫漸趨死板, 虞山派的畫漸趨庸 俗,已經在日走下坡路。 這時必須有新畫派的誕生, 果然揚州八怪這時在揚州呱呱墜 地了。 接下去俞劍華還論述了八怪出在揚州的原因, 論述了他們在 思想、題材、表現(xiàn)手法等多方面的相近之處(我在下文針對周先 生的批評再做具體評介)。這里我要特別指出,俞劍華在此文的 結尾部分,第三次肯定“八怪的畫派”,他說: 揚州八

8、 怪繼承了傳統(tǒng)而又加以適當?shù)陌l(fā)展, 具有自己的風格和特色, 在 乾隆時代形成了八怪的畫派。在四王山水、南田花卉以外,獨樹 一幟, 發(fā)揚了石濤八大反正統(tǒng)派的精神, 給當時風行一世的正統(tǒng) 派以有力的打擊。 [4] 俞劍華的這篇論文,成為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將揚州八怪正 名為畫派的理論最強音。 “文革”結束后,學界恢復學術研究。 1979 年,周先生在 《江蘇畫刊》發(fā)表“按老師定的調子寫的”《清代揚州畫派》。 1980 年, 中央美術學院史論教授張安治在 《藝苑掇英》 發(fā)表 《談 揚州畫派》。 1980 年秋,在揚州籍著名美術史論家薛鋒的積極 據薛鋒先生回 倡議和組織下, 成

9、立了“清代揚州畫派研究會”。 憶, 會員總數(shù)達百余人, 參加該會的著名學者有張安治、 王伯敏、 賴少其、薛永年、楊新、聶崇正、郎紹君、單國霖等 [5] 。周先 生和我也是第一批加入的。 我在前一篇與周先生商榷的文章 《畫派的界定標準、 時代性 及其他》中,談到揚州畫派研究會成立后“論文迭出”。周先生 極力反駁, 說我“夸大其詞”。 他將 1950 年至 2010 年報刊發(fā)表 的論文做了一個統(tǒng)計,按照論文題目是用“揚州八怪”還是用 “揚州畫派”作為依據,得出的數(shù)據是116: 20。于是宣告他勝 利。 但“望題生義”能反映這些文章的內容實質嗎?事實上許多 人認可“畫派”, 但不

10、一定非得在題目中用“揚州畫派”, 揚州 八怪畢竟是一個人們已經熟知的稱呼,沿用“八怪”之名而行 “畫派”之實者, 大有人在。 俞劍華那篇文章不就是仍用“揚州 八怪”之名而闡釋“畫派”之實嗎?王伯敏先生、 薛永年先生不 也是贊同“畫派”說而仍用“八怪”之名嗎?周先生所謂“以 揚州八怪命名的九種編著”, 參與者之中視“八怪”為“畫派” 者甚多,比如薛永年、薛鋒、蕭平、黃俶成、張郁明、鄭奇等觀 點都很明確。 而且周先生需知, 無論現(xiàn)在還是將來, “揚州八怪” 和“揚州八怪畫派”(簡稱揚州畫派)將會長期混用,不能一看 到題目中用“揚州八怪”幾個字就斷定這是支持周先生的觀點。 周先生

11、還列舉“清代揚州畫派研究會”幾任會長的著述及 其藝術活動,來證明我“夸大其詞”。那么請看真相:第一任會 長李亞如,第一篇論文就是《試論揚州八怪畫派的形成》;第二 任會長薛鋒,第一篇論文《清代揚州畫派試述》, 1982 年發(fā)表 于江蘇美協(xié)主辦的《美術縱橫》第 1 期,此文是經我手轉呈主編 劉汝醴先生的。 薛鋒先后主編了“清代揚州畫派研究論文集”計 7 輯;于 1984 年 4 月在《美術研究》雜志發(fā)表了《清代揚州畫 派研究綜述》(與張郁明合作)。 1994 年,周先生任主編、薛 鋒任副主編的“中國畫派研究叢書”開始啟動時, 薛鋒曾提出將 “揚州八怪”列入其中, 但未獲周先生通過。

12、此后周先生又執(zhí)意 要研究會改名,并在“叢書?序言”中寫上:“最近,’揚州畫 派研究會’已更名為‘揚州八怪研究會’, 研究會領導成員一致 認為 將八怪說成一派, 似欠妥當。 ”其實至今研究會都未改名, 強加于人終究行不通。 再說第三任會長李萬才, 更是從未放棄過 “畫派”之見,在 2002 年“揚州八怪藝術國際研討會”上,他 提供的論文就是《石濤與揚州畫派》,后來論文發(fā)表于該研討會 論文集及《昆侖堂》雜志 2003 年第 3 期,文中不點名地反駁了 周先生的觀點。至于我本人,此前因另有課題任務,未寫過八怪 畫派專文, 只應約寫過“揚州畫派書畫全集”的邊壽民, 但我的 觀點是明

13、確的。就在2002 年這次國際研討會上,我在大會自由 發(fā)言中還提出了“揚州畫派”的問題。 二、俞(劍華)王(伯敏)薛(永年)與周積寅,誰是誰非 周先生以“大義批師”的氣派, 批評俞劍華將揚州八怪定為 畫派是“中國畫史上的一大誤導”,他還分析了俞劍華造成這 “一大失誤”的原因: 他是依據“歷時性畫家傳派”文人畫派大系之共性五個條 件提出“風格比較一致”, 來取代共時性的地方畫派特有的個性 所形成的“風格相近” (指開派人物和其傳承者所形成的“風格 相近”) [6] 。 這段非常拗口的話, 簡單地說, 就是認為俞劍華用文人畫的 共性代替了地方畫派應有的風格個性。 奇怪的是,

14、周先生前面高度評價俞劍華 《揚州八怪的承先啟 后》 一文“真正從理論上系統(tǒng)地為‘畫派’界定標準”, 這樣一 位“中國美術史論泰斗”, 竟然會在他自己同一篇論文中犯下如 此低級的概念錯誤,猶如天方夜談。 我們不妨就按周先生斷言揚州八怪“三無”的思路, 來重溫 一下俞劍華的相關論述。 第一, 關于“無開派人物”。 俞文第一段話已經很清楚地回 答了:“揚州八怪已成了歷史的名詞 它的含義比較明確,時代 比較固定, 畫風比較一致, 作為一個畫派來講, 是比較適當?shù)摹?” 這就告訴我們, 揚州八怪這個地域群體的所有代表人物, 也就是 畫派創(chuàng)始人。 這正是共時性地域畫派的特點。 而周先生

15、頭腦中的 開派人物, 只有像吳門派沈周那樣的一個祖師, 或再加上沈的學 生文徵明。 周先生將具有畫家傳派性質的地域畫派模式, 當成普 遍適用的標準,當然會說揚州八怪“無開派人物”。 第二, 關于“無傳承骨干”。 俞劍華著重分析了八怪畫派對 后世的重大影響: “寫意花鳥畫從八怪以后繼續(xù)發(fā)展躍登畫壇的 主將,執(zhí)畫界的牛耳。”他認為具體影響最深的有三方面:一是 金冬心以金石作畫,厚重古拙,被趙之謙、吳昌碩發(fā)揮到極點; 二是高南阜、李復堂、黃癭瓢、李晴江的寫意花卉,由趙之謙、 吳讓之、四任、吳昌碩、陳師曾、齊白石發(fā)揮到極點。三是華新 羅半工半寫的花鳥,到王夢白、唐云、王雪濤也發(fā)揮到

16、極點 [7] 。 請問,這些澤及后世的傳承關系難道還不夠說明問題嗎? 第三, 關于“無風格相近”。 俞劍華恰恰具體分析了八怪風 格相近。首先從時代特征上,論述了八怪與四王的鮮明區(qū)別(上 文已引述);繼而又從筆墨風格上分析,指出: 八怪所畫題材主要是梅蘭竹菊, 寫意花鳥, 此外則為寫意人 物和肖像,漫畫式的鬼趣圖 主要是用水墨而著色次之,主要是 寫意而工筆很少,只有華新羅近乎工筆,但筆法仍是寫意。 八怪的主要淵源,并不很遠,近的直接是受石濤、八大山人 的影響,而石濤的影響最大。遠的是石田、六如、青藤老人、白 陽。水墨的是青藤老人影響最大,著色的是白陽的影響最大。梅 花是繼承

17、了王元章、白玉蟾的畫風。蘭花完全是石濤的遺風。竹 子是吳仲圭、王孟端、夏仲昭、歸昌世的畫法,而石濤的風格影 響尤為顯著。菊花仍然是青藤老人、白陽、石濤的嫡傳。他們雖 然繼承了傳統(tǒng),但都具有自己的風格發(fā)展了各自的個性 [8] 。 俞劍華的確談到“八怪畫風總的根源, 一句話就是文人畫”。 但 我們知道,文人畫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tǒng),有董其昌、四王那一類 “正統(tǒng)”文人畫家, 也有八怪這一類“非正統(tǒng)”文人畫家, 特點 并不都相同。 所以俞劍華特別點明“八怪的畫是歷代最典型的文 人畫”, 然后具體分析了五條, 前四點是講八怪這一類文人畫家 的身份特點和人格特點,顯然,“政治上不得意”、“抑郁

18、不平 之氣”、 “反抗情緒”、 “賣畫為生”等是專講八怪而絕非董其 昌、 四王所具。 第五點講“詩書畫三者兼擅并長”倒是所有文人 畫家相通,但俞劍華同時特別說明: 他們的畫既然稱怪, 做的詩也很特別, 寫的字也絕不是館閣 體,絕不是干祿書??偠灾姇嬍侨灰惑w,有機聯(lián)系, 同一風格,要怪都怪,并不只是畫怪,而是詩書畫都怪,綜合而 成為畫怪 [9] 。 可見, 怪, 正是揚州八怪作為一個畫派風格相近的核心和本 質。 周先生拋開俞劍華這一深刻的論析, 反而振振有詞地說: “清 代汪鋆 《揚州畫苑錄》 早就告訴我們: 怪以八名, 畫非一體。 ” [10] 汪鋆何許人也?晚

19、清光緒年間揚州一位正統(tǒng)派書畫鑒賞家, 是迄今所知最先記載“八怪”之稱的人, 也是對八怪持輕蔑態(tài)度 的人。俞劍華在文章中對他有評價: 八怪這個名字,也具體說明他們是受正統(tǒng)派的排斥和輕蔑 的,直到了《揚州畫苑錄》的著者汪鋆還說:“同時并舉,另出 偏師。怪以八名,畫非一體。似蘇張之捭闔,緬徐黃之遺規(guī)。率 汰三筆五筆,復醬嫌粗;胡謅五言七言,打油自喜。非無異趣, 適赴歧途。示嶄新于一時,只盛行乎百里?!笨梢姲斯种苋伺? 斥,就在揚州也不免,而且歷久不衰[11] 周先生把這樣一個汪鋆所說的“怪以八名, 畫非一體”當作 真理,引用來指責俞劍華,實在令人費解。 周先生堅決否認揚州八怪畫派

20、, 應和者甚寡,就連他認為與 其界定畫派標準相同的王伯敏先生、 薛永年先生也不贊成他的觀 點。請看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下冊)中的論斷: 揚州八怪雖然不都是揚州人, 但都活動于揚州地區(qū)。 他們之 間,有的相互往來,關系密切,在生活作風、繪畫風格上,都有 共通的地方,因此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個流派[12] 。 王伯敏在《揚州八怪之所以“怪”》一文中,又明確指出三 個共同之處: 一、為人,異于傳統(tǒng)不務俗。二、為藝,取材平凡,畫出不 平凡。三、作畫,筆端脫略任自由 [13] 。 再看薛永年在《揚州鹽商與揚州畫派》一文中的論述: 在明清美術史上有兩個重要現(xiàn)象, 一是出現(xiàn)了“以地為別

21、” 的畫派, 二是出現(xiàn)了與官方正統(tǒng)派大異其趣的個性派。 清代中期 的揚州八怪,也稱揚州畫派,既是以地為別的畫家群體,又具有 個性派特色。這一派畫家,仍然屬于文人藝術家,但是在一定程 度上職業(yè)化了,在走向市場的過程中,他們感受到時代變化,吸 納新的思潮,感染新的趣味,形成了不同于正統(tǒng)派的藝術旨趣 [14] 。 可見, 在認定揚州八怪是否畫派的爭論中, 俞劍華等諸多前 輩,王伯敏、薛永年等諸多現(xiàn)當代學者,都與周積寅先生觀點相 反。 三、從兩類畫派異同,看以偏概全的畫派觀 古代的畫派,大略有兩種,一種是藝術傳派,另一種是地域 群體。 所謂藝術傳派, 是因師承傳授和風格影響而

22、成的畫派, 唯一 開派者創(chuàng)造性的畫風, 引起了無數(shù)追隨者的學習, 主宰了這一派 的風格。 所謂地域群體, 是因思想、 風格和創(chuàng)作條件相近而形成的區(qū) 域藝術圈。這種群體,往往不只一名代表人物,若干代表畫家的 風格既有一致性,又各擅勝場。每個代表人物也都各有傳派。比 如,清初的婁東派,就以王時敏和王鑒為領袖 在筆墨勝于丘壑 的山水畫中營造精神家園,然而作風又有不同。明代的吳門派, 則在師承傳授的基礎上,形成了地域繪畫群體[15]。 薛永年先生對兩類畫派的界定與闡述, 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 學分析,特別是有關地域性畫派的論述,是從婁東畫派、揚州八 怪畫派、新安畫派、海上畫派等形成

23、規(guī)律中提煉出的新理論,是 對古代畫派觀的傳承與發(fā)展。他概括這種地域性畫派有兩個特 點:一是“因思想、風格和創(chuàng)作條件相近”而形成的,所謂創(chuàng)作 條件相近, 包括人文條件和自然條件兩方面。 二是“往往不只一 名代表人物”,“風格既有一致性,又各擅勝場”,“每個代表 人物也都各有傳派”。這就對俞劍華《揚州八怪的承先啟后》一 文沒有完全說清楚的問題, 做了很重要的補充。 最近薛先生在和 我交談中更加明確地表示, 揚州八怪就是地域畫派, 代表人物不 是一人,是若干人。他在上述文章中同時指出:“以 18 世紀的 揚州而論, 除去富于創(chuàng)新精神的揚州八怪一派以外, 還有傳統(tǒng)的 小師山水畫派、二袁

24、的界畫派、丁皋一家的肖像畫派等?!边@種 看法是客觀公允的, 與周先生根本否定揚州八怪畫派毫無共同之 處。 周先生文中談到, 1992 年薛永年先生和我都曾撰文肯定他 的《吳派繪畫研究》,這也勾起我的回憶。當時這是第一部研究 中國地域畫派的專著,確實總結出了這一地域畫派的形成規(guī)律。 然而地域畫派并不都像吳門派, 因此不能將其看作絕對真理, 凡 不完全符合者均一概否定。 其實仔細推敲周先生所引幾位美術史 論家有關畫派界定標準之說, 并非完全一致。 如俞劍華強調“有 創(chuàng)始人、贊成人、繼承人”,“贊成人”之說頗獨到,指同意、 佐助并促成之人,似含學界與商界人士,值得再體味。王伯敏認

25、 為畫派“一有關畫學思想, 二有關師承關系, 三有關筆墨風格”, 突出了畫學思想相近的重要性。由于俞、王、薛諸家具有宏觀把 握“開派”、 “風格”的歷史眼光, 也具有考量“師承”關系的 辯證思維,因而在看待揚州八怪畫派時,得出了正確的結論。而 周先生則只承認他所熟悉的吳門派模式, 有唯一的開派人物, 以 “傳承關系一致”為前提的“風格相近”。 他將這一界定標準套 用古今。恕我直言,這是一種學術教條主義。教條主義的特點是 不對具體事物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某種現(xiàn)成的觀 點、 概念來看待和處理問題。 周先生未認清地域群體畫派的復雜 性,不與特定時代的歷史情境相聯(lián)系,不綜合

26、考察其思想傾向、 審美取向和藝術風格, 因而得出與恩師、 前輩和同輩學者相反的 結論。 周先生以偏概全的畫派觀,還表現(xiàn)在對“并稱畫 壇的名家”的理解上。他將“吳門四家”、“金陵八家”、“揚 州八怪”等一起列為以地方命名的“并稱畫壇的名家”。 其實并 不一樣。吳門四家專指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家;而揚州 八怪卻并非確指哪八個人, 各種說法加起來多達十五家。 如眾所 知, “八怪”之“八”并非數(shù)詞, 當?shù)胤窖灾行稳萑顺蠼小俺蟀? 怪”, 形容事出意外叫“蹊蹺八怪”。 我的故鄉(xiāng)高郵緊鄰揚州之 北,也是如此說法。我理解“八”是言其程度,與“很”、“非 常”相近,八怪有很怪、非常怪

27、之意?!墩f文解字》:“八,別 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币蚨擞挚梢鞛榕c眾不同之意。說白 了, “揚州八怪”就是“揚州一群很怪異的畫家”。 當年趙儷生 所說的“異端特質”庶幾近之。 周先生將八怪之“八”視同吳門 四家之“四”一樣的數(shù)詞,顯然不對?!敖鹆臧思摇币埠軓碗s, 究竟哪八家,前人有八種說法,加起來竟多達十九家。奇怪的是 十九家之中竟沒有被龔賢稱為“逸品”的石、 程正揆。 這一現(xiàn)象 足以表明前人“金陵八家”之說缺乏權威性和可信性, 有必要從 新的視角予以重新認識。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包括林樹中先生 和我在內的一些美術史論家出于多方面思考, 開展對“清初金陵 畫派”的探

28、究。 周先生有不同意見盡可爭鳴, 但他不甘于平等對 話,嗜好“宣判式”地扣帽子“定性”,不但在文章中宣判林、 馬“不愧為打造畫派的理論先導”; 又認為恩師俞劍華認可揚州 八怪畫派是“中國畫史上的一大誤導”。周先生之自信令人驚 嘆。 周先生偶爾也表現(xiàn)出“自相矛盾”。 比如, 他在堅決否認揚 州八怪畫派的同時, 卻認同與揚州八怪一脈相承的海上畫派, 將 其列入他所主編的“中國畫派研究叢書”。 請問, 海上畫派幾位 主要代表人物:趙之謙、虛谷、任頤、吳昌碩,他們的傳承關系 一致嗎?他們的藝術風格相近又如何評定?對待這兩個地域群 體畫派,周先生為何厚此而薄彼呢? 四、關于20 世

29、紀中國畫地域畫派的認定 周先生對20 世紀中國畫派的認定,地域畫派只承認海派和 嶺南畫派, 其他均被他一起劃入當今“打造畫派熱”之列。 同時 他宣布要用“ 20 世紀十多位中國畫大師”來命名一批畫派, “撰 寫一部 20 世紀中國畫派研究”。我為周先生這一想法叫好,如 果從畫家傳派視角真正做出學術性,當然需要。事實上,中國美 術館的劉曦林先生在這方面已做了幾十年的積累。劉先生主攻 20 世紀中國畫研究,畫家傳派、地域畫派等俱在他關注之中, 不像周先生眼光獨特。 比如周先生認為長安畫派不應是趙望云等 六位畫家,而是“以石魯為開派人物和他的弟子形成的派別”。 也就是說,他要把長

30、安畫派改造為石魯畫派。 請看,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中的兩類畫派,到了周先生這里,只剩下 一類,那就是:具有唯一的開派人物,一致的傳承關系(徒子徒 孫) , 相近的藝術風格 (指在傳承關系一致前提下的風格相近) 。 周先生這種以偏概全的畫派觀, 在清代揚州八怪畫派的論定上出 了差錯,在20 世紀地域畫派的認定上更是難以立足。 其一, 評定地域畫派決不能生硬套用畫家傳派的模式。 參照 上文所引薛永年先生有關地域群體畫派的論述, 我更加相信, 地 域畫派的認定, 應更看重思想觀念和藝術淵源相近、 創(chuàng)作條件相 近前提下的風格相近。 20 世紀的地域畫派固然有領軍人物和骨 干成員之分, 但基本

31、都可視為多位代表人物, 包括亦師亦友關系、 相互影響關系等, 彼此風格既有一致性而又各擅勝場, 有的各自 也有傳派,海派、京派、嶺南派、長安畫派、新金陵畫派均有類 似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 地域畫派的傳承關系必然呈現(xiàn)出比較復 雜的狀態(tài),是多線而不是單線。如果僵化地套用畫家傳派式的 “傳承關系一致”來苛求, 必然是以偏概全。 正是出于這種認識, 我曾提出 20 世紀地域畫派“三個要素”:相近的思想傾向和藝 術主張, 相近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藝術風格, 高水平的領軍人物和骨干 成員。 現(xiàn)在看來, 將“相近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藝術風格”改為“相近 的藝術淵源和藝術風格”更為合適。 我認為“三個要素

32、”是對約 定俗成的五個畫派實事求是的理論概括。 其二,畫派的認定,包括風格相近的認定,必須緊扣特定時 代的歷史情境, 考量其在畫史上的價值與意義, 而予以一定的歷 史評價。俞劍華對揚州八怪畫派的分析早就做出了榜樣。 20 世 紀前半葉的三大地域畫派——海派、京派、嶺南派,是在清末民 初之際,內憂外患,新文化運動和西畫東漸,傳統(tǒng)中國畫面臨空 前挑戰(zhàn)的大背景中產生的三個代表性畫派, 體現(xiàn)出各不相同的藝 術主張、藝術追求和藝術風格。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畫面臨傳統(tǒng) 筆墨如何反映新時代、 新生活的課題, 國家主流藝術提倡深入生 活, 以寫生帶動創(chuàng)作。 有條件的省市將本地域已有一定成就的

33、畫 家,或納入畫院,或納入美協(xié),有組織地進行中國畫推陳出新的 探索。 在這一過程中, 江蘇省國畫院和西安美協(xié)創(chuàng)作室表現(xiàn)尤為 突出, 1961 年,兩地先后赴京舉辦畫展,反響強烈。史論家們 總結兩地不同的風格特征, 逐漸將其認可為新金陵畫派和長安畫 派。這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歷史事實。 周先生為了證明是我“人為打造”了新金陵畫派, 回避早已 廣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歪曲我?guī)灼撝l(fā)表時間的先后次序, 煞 有介事地寫道: “看一看他是怎樣將江蘇省國畫院一步步打造成 新金陵畫派的。 ”周先生這種發(fā)難的水準,表明他似乎沒有看過 我那本專著, 連封面上有哪幾位畫家的照片都未看清楚。 他

34、還拼 湊了幾條否定新金陵畫派的“理由”, 其思維方法是混淆畫派群 體行為與個人偶而為之的差別, 抹煞江蘇中國畫特別是山水畫的 地域特色和意義,甚至連老一輩在世時“未承認過”也列為旁 證,本文容量有限,不擬逐一辯駁。我只想說,“新金陵畫派” 的得名,自 1961 年由郁風在比較研究中提出江蘇、西安兩地不 同“流派”之說, 1980 年由葉淺予先生確認“江蘇國畫院的畫 家們,在反復描繪江南水鄉(xiāng)景色中,形成了新金陵畫派” [16] 。 此后經黃苗子、華君武、黃蒙田、邵大箴、薛永年、劉曦林、孫 克、梁江、陳履生、尚輝、蕭平、黃鴻儀、左莊偉、丁濤等諸多 學者認同,該稱謂已經深入人心。

35、拙著《新金陵畫派五十年》在 2009 年有幸獲得國家文化部、中國文聯(lián)和中國美協(xié)共同主辦的 首屆“中國美術獎?理論評論獎”,這是一個由 21位專家學者 組成的評獎委員會所評定,正式公布的評委評語如下: 《新金陵畫派五十年》 一書是對著名地方畫派的翔實的研究。 該書從對金陵畫壇的介紹引出“新金陵畫派”的論述,對其構 成、特色、分期及成就作了客觀而翔實的分析,對南京地區(qū)“書 畫友軍”的介紹亦別出心裁。作者對所論及的畫派核心人物親力 親為的第一手資料尤為寶貴。畫派年表的制作也客觀翔實。本書 不失為一部優(yōu)秀的著作。 [17] 以上種種, 表明新金陵畫派已被諸多學者公認。 劉曦林先生

36、 已將五個畫派寫進了 2012 年出版的專著《 20 世紀中國畫史》。 中央文史研究館、 中國美術館前幾年分別策劃舉辦過這五個畫派 的聯(lián)展。周先生不認可,是他的自由;但倘若想強迫別人跟著他 轉向,大概只能失望。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說過, 當今對畫派的認知, 存在過于寬 泛和過于狹窄兩種傾向。這里補充闡述一下。 對畫派認知過于寬泛的傾向主要表現(xiàn)在新世紀以來全國性 明顯缺乏必要條件的某些地域、 某些群體, 既無鮮明藝術特色,又無出色代表作品,更未得到學界認同,便 宣稱為某某畫派, 有的地方還成立了打造畫派的組織機構, 以為 三年五載即可成功。 我和周先生在畫派熱問題上的分歧,

37、在于他 是籠統(tǒng)地全盤否定;我則是正面、負面具體分析,目的在于期望 藝術家將地域文化自覺轉化為扎扎實實的藝術實踐, 把精力集中 于提高創(chuàng)作質量,創(chuàng)造獨特的藝術風格。 說到當今對畫派認知過于狹窄的傾向, 周先生堪稱典范, 他 用畫家傳派的標準代替地域畫派的標準, 不關注特定時代歷史情 境的考量, 教條化地套用概念, 對揚州八怪畫派和一系列地域畫 派判斷失誤,并將不同見解一律歸之于“人為打造”而加以批 判。尤其是對已逝世30 多年的恩師俞劍華橫加指責,判為“中 國畫史上的一大誤導”, 這正是周氏以偏概全的畫派觀發(fā)揮之極 致。 至此我頓悟, 能得到周先生一再冠我以“打造畫派的理論先 導”,乃是莫大榮幸。 拙文就此打住。 還是用這兩句話結尾: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歷史是最終的裁判員。 (馬鴻增 / 江蘇省美術館研究員、學術顧問,原中國美術家 協(xié)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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