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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問題的述評一、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現狀的相關研究目前，城市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程度較低，城市社會不接納，被排斥在城市的各種制度設施和體制之外，不能享受與市民同等的待遇。劉傳江認為絕大多數農民工都在城市的邊緣性領域及空間里“沉淀”為“外來邊緣人口”，其邊緣化地位還出現了代際傳遞；王春光認為城市農民工的社會融入正處于“半城市化”的階段；陳豐認為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逐漸進入城市，處于“虛城市化”的階段；馬西恒等通過實地調查發(fā)現外來新移民城市社區(qū)或社會的融合將依次經歷“二元社區(qū)”、“敦睦他者”、“同質認同”三個階段。目前外來移民的城市融合正處于“敦睦他者”階段，此階段是農民工與城市社會完全融入
2、的過渡階段。楊軒通過調查發(fā)現，絕大多數農民工有著較高的融入城鎮(zhèn)的愿望，但存在著融入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無論經濟上、生活上，還是在心理層面上，絕大多數農民工的融入能力均處于較低的狀態(tài)。路建紅認為當前我國城市農民工的生活狀況是經濟融合層次低、政治融合邊緣化、文化歸屬感缺失、社會關系網狹隘 。二、影響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因素（一）經濟水平因素的影響個體經濟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由其收入所決定，而收入對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推動作用已得到很多學者的證實。張廣宇等通過分析19872004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數據發(fā)現，工資提高1%，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總體規(guī)模也會相應地擴大1%，這說明較高的收入水平是促進農民工進入
3、城市的重要拉力。黎翔發(fā)現，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程度會隨著收入水平的增長而提高，越高的收入越能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巿社會，相對于低收人群體的農民工而言，他們會有多余的資金參與城巿的日?；顒?，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城巿化。路建紅認為社會有限的就業(yè)機會、低微的收入及不斷膨脹的消費需求之間存在著極大的矛盾，最終導致城市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程度極低，只是簡單地限于提供一種低水平、淺層次的廉價勞動力服務。（二）制度因素的影響二元社會結構下的制度排斥使農民工不能與市民享有同等的待遇，限制了其對城市社會的認同和融入。王春光認為不只是制度的問題，而是一整套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包括戶籍、社會保障、人事、組織制度等；張國勝認為戶籍
4、制度造成了城市制度體系的異化，這種制度體系的異化使得“作為外來人口的農民工不能參與當地政權的管理，他們缺少必要的發(fā)言權和影響力，導致現有城市社會的制度體系難以出現向農民工傾斜的調整和改革，使得他們缺少融入城市社會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支撐”；張鐵軍認為農民工在職業(yè)上已經實現非農化轉變，但是由于戶籍制度作為一種“身份標簽”而存在，其身份還是農民，從而無法享受城市市民的各項權利，從而對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造成負面影響；簡新華認為在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進程中，二元體制導致農民工不能夠徹底流入并融入城市；孟慶蓮認為長期實行城鄉(xiāng)有別的戶籍身份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城市農民工身份與職業(yè)、角色的背離，很難融入城市社會。（三）
5、社會排斥因素的影響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城市社會的不足反過來會制約城市農民工的社會融入。首先，城市中現存的各種社會組織基本上都將農民工排斥在外，不利于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江立華指出各類社會團體、第三方組織、社區(qū)組織等相繼建立，然而農民工進入這些組織都相當有難度。其次，農民工自身參與社區(qū)事務的積極性也不高，在社區(qū)層面上，農民工不具有城市居民的身份，無權參與社區(qū)居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再次，市民對農民工存在偏見與歧視，致使農民工中的部分人出現了心理上的自愿性隔離。熊光輝等認為市民把一些基于個體經驗意義上的刻板的文化符號強加給整個農民工群體，引發(fā)了農民工對于城市
6、融入的抗拒心理，交往范圍僅僅局限于“同鄉(xiāng)”，他們在城市的生活被迫“孤島化”。胡榮等認為社會對農民工的排斥或偏見，根源為體制和政策及長期以來形成的地位等級觀念，而要改變這種現狀，首先要從制度和體制上進行調整和改革。（四）自身因素的影響1.社會資本鐘水映等指出社會資本或關系對農民工的社會融入起著決定性作用，許多農民工在經濟地位的獲得過程中，社會資本所扮演的角色是極其重要的，其作用比人力資本等因素更為顯著，社會資本的匱乏會影響農民工在經濟、政治參與等方面的城市融入。李愛芹認為雖然農民工的私人關系型社會資本對農民工的經濟和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這種社會資本同時也強化了農民工自身的固有的特質，反
7、過來阻礙了農民工的融入。李倫指出農民工社會資本匱乏和質量低下，尤其是次級社會資本的缺失限制了其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變，進而影響了其經濟收入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只有改善農民工社會資本匱乏和質量低下的狀況，構建農民工社會資本的積累機制，才能促使農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社會。正式社會支持體系的缺失、非正式社會支持體系的缺失及人際關系網支持體系的缺失，使農民工的交往圈子多建立在血緣或地緣關系上，社會網絡結構呈現單一化封閉化的特點。2.人力資本個體教育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能反應其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張娟認為各類職業(yè)教育和培訓會促進農民工轉化成為現代巿民，通過改善人力資本，為其在勞動力市場的穩(wěn)定提升創(chuàng)造條件
8、，從而為促進其融入城巿社會提供可能。楊暉等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結論：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就越高，更愿意與城市居民交往。邵彩玲認為農民工文化資本的不足會導致他們的語言習慣、教育水平及心理、價值取向與城里人有較大差異，進而會影響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童雪敏通過研究發(fā)現，以教育程度、職業(yè)培訓為代表的人力資本對農民工城市融入有著顯著正向影響；以老鄉(xiāng)交往為代表的同質社會資本對農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礙作用，而與城市居民進行經常性互動建立起來的新型異質社會資本對農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響。三、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措施（一）破除制度性障礙何平等認為應該積極推進土地流轉、戶籍等
9、配套制度的改革，實行分層分類保障，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險，優(yōu)先解決工傷保險和大病醫(yī)療保障問題，逐步解決養(yǎng)老保障問題，探索低費率、廣覆蓋、可轉移的養(yǎng)老保險辦法，有效落實農民享有的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的基本權利，促進社會公平。童星認為城市政府應自上而下地將各種機會、待遇、保障同城市本地戶籍相剝離，以“化整為零”的方式逐步消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劉宏斌等認為要改革現有的二元戶籍制度，結合地區(qū)實際，實施更為靈活的戶籍管理條例。張麗艷等認為政府應設計對農民工的利益激勵、成本激勵及對政府的規(guī)模激勵、土地激勵、治理激勵的城市化政策，通過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物品供給制度三者聯動改革，實現二者在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過程
10、中的雙贏。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在2013年提出的建議措施與之相似。（二）大力發(fā)展農民工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周敏認為社會資本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重要條件，應大力發(fā)展農民工社會資本，建構社會支持網絡。張時玲提出政府要有計劃地開展以基本生活常識、法律常識、城市規(guī)章制度等為主要內容的教育，通過提高農民工素質增強其對城市社會的適應能力，以順利融入城市社會。紀韶認為提高農民工收人水平最重要的是提高他們受教育水平，即主要通過加大對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的投人來提高來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收人地位，而不是僅僅依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馮曉英認為人力資本作為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提升社會弱勢群體及時適應社
11、會發(fā)展、給個人和社會帶來財富的功效。要變傳統(tǒng)的簡單崗前培訓為定期的現代專業(yè)技術培訓，下本錢、花力氣培養(yǎng)社會發(fā)展不可或缺的“永久型”、非城市戶口的產業(yè)技術工人和具有專業(yè)服務水準和道德水平的合格職業(yè)工作者。（三）改善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大環(huán)境一些學者認為在推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過程中，全社會都要積極行動。首先，媒體一方面要宣傳城市寬容的胸懷，消解“一等公民”與“二等公民”的距離；另一方面要加強對農民工的整體宣傳，客觀地介紹他們在城市建設中做出的貢獻，以強化廣大市民對農民工的正面印象。其次，城市居民要積極幫助農民工再社會化，提升農民工自身素質。聶洪輝認為要喚醒城市居民對農民的“感恩意識”，消除城市居民
12、對農民工的歧視。再次，政府應該加快城市擴容，營造良好的融入環(huán)境，深入推進城鎮(zhèn)住房改革，實現農民工城鎮(zhèn)定居。成會玲認為應該采取消除偏見和歧視，改善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大環(huán)境，加強對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等措施來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四）優(yōu)化社區(qū)管理學者提出通過積極開展社區(qū)工作，優(yōu)化社區(qū)管理來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李培林等認為城市管理部門要注重利用傳統(tǒng)的社區(qū)資源建立具有服務功能的開放型社區(qū)，提供正式的社會服務，積極構建社會資本的積累和形成機制，幫助農民融入城市。楊敏認為要通過開展社區(qū)文化活動，提供參與機會，培養(yǎng)社區(qū)認同感與現代社區(qū)意識，營造融入文化，通過文體活動建立起來的交往
13、結構能為社區(qū)構建提供潛在的社會基礎。劉建娥在研究中認為要以社區(qū)融入帶動社會融入，通過專業(yè)的社區(qū)工作來促進農民工依托接受社區(qū)而達到逐步融入城市社會的目的。此外，董章琳認為應該加強社區(qū)管理，以社區(qū)融合推動社會融合。洪名勇等認為應該依托社區(qū)的力量來搭建市民和農民工間溝通的橋梁，讓農民工有家的溫暖。綜上所述，目前研究仍存在著一定的不足：研究方法較為單一，多以文字性描述為主，少量的輔以問卷調查法、訪談法，很多對策建議的操作性不強。參考文獻：1楊緒松，靳小怡，肖群鷹等.農民工社會支持與社會融合的現狀及政策研究以深圳市為例J.中國軟科學，2006（12）.2童星，馬西恒.“敦睦他者”與“化整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區(qū)融合J.社會科學研究，2008（01）.3劉建娥.鄉(xiāng)城移民社會融入的實踐策略研究社區(qū)融入的視角J.社會，2010（01）.4邵彩玲，張紅杰.農民工的三種資本對其社會融入的影響J.調研世界，2011（06）.5張麗艷，李娟.關于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雙邊制度激勵研究J.社會科學輯刊，2012（03）.6童雪敏，晉洪濤，史清華.農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視角的實證研究J.經濟經緯，2012（05）.7孟慶蓮.創(chuàng)新社會服務與管理促進農民工的城市融入J.法制與社會，2013（15）.8馮曉英.香港新移民社會融入的經驗與借鑒J.人口與經濟，2013（02）.
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問題的述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