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新的經濟學理論探究

十二五新的經濟學理論探究財政赤字華盛頓共識是否適合中國 十二五規(guī)劃在國內國際經濟形勢非常復雜的大背景下開始實施。目前在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日益嚴重，消費品價格不斷上漲；在國外金融危機的陰霾尚未消除，部分國家又陷入經濟嚴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國的經濟布局從何處著手?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形勢整體良好，目前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在可控制的范圍之內。部分學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的觀點，認為輕微的通貨膨脹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發(fā)展有利無害，中國治理通貨膨脹具有成熟的經驗，面對目前暫時的價格上漲趨勢，決策者不能談虎色變。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憂心忡忡，他們認為如果不盡快治理通貨膨脹，中國的經濟將很快陷入到惡性循環(huán)之中價格的不穩(wěn)定會導致瘋狂的投機性購買，而投機性購買會進一步助長通貨膨脹，當通貨膨脹發(fā)展到一定階段，貨幣失去國家信譽之后，整個國家將會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 從表面上來看，這場關于通貨膨脹的爭論是學術之爭，或者說是經濟對策分析中產生的分歧。但從本質上來說，它反映了我國經濟發(fā)展中存在的理論缺陷。 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實行的是穩(wěn)健財政政策，“量入為出”是政府編制財政預算的基本原則。各級政府在編制財政預算的時候，必須首先考慮收支平衡的問題，決不允許出現財政赤字。然而，到了上個世紀的90年代，由于“華盛頓共識”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社會轉型國家嘗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增加財政赤字，擴大政府支出的規(guī)模，拉動經濟的增長。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發(fā)展一度陷入停滯狀態(tài)，為了重振經濟中央政府實施了分稅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財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減地方政府提取財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例嚴重失衡。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維持基本的財政開支，千方百計地通過土地經營、城市經營攫取財富。中央政府為了支持大型工程項目，轟舉借債，結果導致中央財政預算出現了龐泰的赤字。為了說服全國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財政預算，國務院負責人不得不反復重申，中央政府財政赤字是暫時性的，隨著經濟狀況的好轉：中央政府將不斷地減少財政赤字，重新實行平衡的財政預算?？墒牵瑥纳蟼€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中國的財政一直是“赤字財政”。財政赤字非但沒有減少的跡象，反而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財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著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著中央政府債務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債務主要來自于銀行的借款，而中央銀行與財政之間的關系看似相對分離的關系，實際上是緊密的關系。中央銀行作為債權人，不得不通過發(fā)行鈔票彌補虧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的龐大財政計劃，則進一步增加了中央銀行發(fā)行貨幣的壓力。中央銀行貨幣發(fā)行量的增加，必然導致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加劇。所以，國內實行的赤字財政預算，是導致我國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從國際因素來看，我國實行特殊的外匯管制政策，外貿企業(yè)收取的外匯必須存人中國人民銀行，而中國人民銀行收取外匯之后，必須釋放大量的人民幣，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內市場人民幣的流通量，從而使通貨膨脹更加嚴重。 些學者指出，通貨膨脹問題是一個貨幣問題。但是，在筆者看來，中國的貨幣問題只是表象，而根源則是中國的財政政策和外匯管制措施。中國實施赤字財政政策，目的是為了增強中央政府財政宏觀調控能力，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由于貨幣信號出現了問題。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越來越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但由于通貨膨脹加劇，人們寧愿搶購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由于消費品價格不斷上漲，市場主體寧愿囤積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費品供應，平抑市場物價。 打個比方，中央政府通過增加貨幣的發(fā)行量，試圖直接調控市場經濟，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基本信號是價格，貨幣發(fā)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價格上漲的速度也就越快。當中央政府大量發(fā)行貨幣，試圖提高自身宏觀調控能力的時候，市場已經作出了非常靈敏的反應，市場主體通過購買實物資產，抵消價格上漲所帶來的損失。 預期性定價市場主體的應對之策 不僅如此，在生產流通環(huán)節(jié)，市場主體發(fā)現價格正處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們在制定價格的時候，采取了一種非常特殊的“預期性定價”策略在制定價格時一步到位，通過大幅度提高產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減少由于通貨膨脹所帶來的預期損失。這種“預期性定價”不僅加快了中國通貨膨脹的速度，而且導致市場經濟的基本信號徹底失靈。生產流通企業(yè)在經營的過程中，只能根據傳統(tǒng)的經驗加上通貨膨脹的預期因素制定產品和服務的價格。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特殊的定價策略，使得中國的通貨膨脹幾乎達到失控的狀態(tài)，消費品的價格指數上漲已經超出了普通消費者的承受能力，整個社會怨聲載道。根據有關統(tǒng)計，2006年消費品價格指數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預期目標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勢頭，2010年消費品價格指數可能要超過4，甚至有可能超過5。 在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對資源的占有和控制將會成為未來投資者的主要投資目標。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輕微的通貨膨脹比如把通貨膨脹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勵人們消費，從而刺激生產，拉動經濟的增長。這種通貨膨脹無害論，曾經一度被中國經濟學者奉為經典。從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發(fā)展的歷史來看，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的確出現了通貨膨脹上升的勢頭。一些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發(fā)展的某個階段，通貨膨脹高達5左右。但是，這些國家在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充分利用了市場經濟的“國際外部性”通過向國外輸出通貨膨脹壓力，有效地解決了國內經濟發(fā)展中存在的問題。比如，美國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曾經一度出現通貨膨脹的壓力，美國貨幣發(fā)行量的增加，導致國內的消費品價格上漲，但是，美國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貿易政策，那就是通過增加進口，大幅度地抑制國內消費品市場的價格，然后將通貨膨脹造成的后果轉嫁到消費品出口國。美國當前就是采用這樣的通貨膨脹政策，在太規(guī)模發(fā)行美元貨幣的同時，通過提升外貿增長速度，保持國內消費品價格的基本穩(wěn)定，把國內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壓力巧妙地轉嫁給發(fā)展中國家。 但是，中國缺乏這樣的國際貿易條件。中國的人民幣不是國際通行的貨幣，中國的外貿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國家，因此，西方國家可以通過外貿輸出國內的通貨膨脹，而中國正好相反，只能通過貿易輸入通貨膨脹。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大量發(fā)行美元貨幣，國內消費品價格基本穩(wěn)定，而中國千方百計地抑制通貨膨脹，國內消費品價格卻不斷上漲的原因所在。 對付通貨膨脹，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減少貨幣的發(fā)行量。但是，減少貨幣的發(fā)行量直接受到損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資者和普通老百姓。貨幣發(fā)行量的減少就意味著他們的融資成本增加，貨幣發(fā)行量的減少也意味著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貨幣可能因為通貨膨脹的壓力減少而相對保值，但貨幣發(fā)行量的減少則有可能會使他們的就業(yè)乃至生活面臨新的壓力在通貨膨脹條件下資源處于流動的狀態(tài)，但是，在抑制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資源流動的速度會相對放緩，普通消費者的機會成本相對減少，就業(yè)和生活的壓力將會越來越大。 可以這樣說，在抑制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最先受到損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資者和普通消費者，他們將不得不勒緊褲腰帶度過這個嚴寒的冬天。這是中國當前宏觀調控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因此，在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決策者必須充分意識到，此次所面臨的問題與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所面臨的問題迥然不同。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屬于典型的“匱乏型”通貨膨脹，在整個社會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通貨膨脹導致購買力增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經濟的增長；而現在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屬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貨膨脹，通貨膨脹調控不當，有可能會導致財富分配嚴重失衡，部分消費者陷入絕境。 因此，必須重新審視我國的財政政策，對赤字財政進行理論上的分析和論證很有必要。西方國家的赤字財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經濟基礎之上的，信用經濟不僅強調消費信用，而且強調政府信用，政府實施赤字財政政策，實際上是政府信用的具體表現。政府通過發(fā)行國債，鼓勵超前消費，不僅可以兌現政治承諾，取悅于選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動經濟的增長。但是，中國的經濟是典型的儲蓄經濟。中國人強調量入為出，強調平衡的財政觀念。如果盲目的東施效顰，推行赤字財政政策，在整個社會信用嚴重不足，政府權力不受管制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導致國家經濟徹底失控。 儲蓄經濟學與信用經濟學的區(qū)別就在于，儲蓄經濟學是一種穩(wěn)健的經濟學，它強調政府必須對居民負責，對居民的存款負責。居民將自己的收入存入銀行，銀行用穩(wěn)健的投資理念，引導自己的投資行為。政府的信用表現在公共財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實行平衡的財政預算，決不能通過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的增長。但多少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由于我國實施赤字財政預算政策，通過大舉借債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結果導致政府財政信用徹底崩盤。不僅如此，政府為了刺激經濟，通過征收銀行存款的利息稅，拼命地驅趕普通居民在商業(yè)銀行的存款，結果導致整個國家貨幣流通量急劇增加。 在貨幣的發(fā)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卻沒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這種“貨幣化”增長，不僅導致許多領域出現了嚴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徹底破產，結果導致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越來越難以達到預期的效用。土地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國土地國家所有，土地的有償轉讓，使得土地的貨幣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資源相對稀缺的情況下，政府通過土地出讓獲取了大量的財政收入，房地產開發(fā)商通過炒作土地價格，獲得了巨額財富，可是，普通消費者作為國有土地的主人，卻不得不承受房價上漲所帶來的巨大壓力?？梢赃@樣說，房地產市場的貨幣化，使得中國的財富分配徹底失衡，社會矛盾空前嚴重。正是看到這一點，中央政府不斷出臺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試圖以房地產宏觀調控來解決我國資源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臺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治標不治本。結果導致房地產市場成為引發(fā)社會經濟問題的導火索。 中國經濟發(fā)展需要新的理論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國改革開放最為輝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發(fā)性改革，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而財政包干體制，有效地約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宏觀調控權，在經濟條件相對寬松的情況下，各行各業(yè)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上個世紀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國的改革開放發(fā)生了逆轉，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分配結構，惡化了地方財政狀況，而且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監(jiān)督，導致中央財政不斷擴張。赤字財政政策的實施，改變了幾千年中國人的財富觀念，也改變了中國財富的分配結構。大型國有企業(yè)包括金融企業(yè)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國人長期積累的資源幾乎在頃刻間成為他人的財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當我們奉行自由的市場經濟政策的時候，我們并沒有意識到世界上從來都沒有自由的市場經濟，也沒有完全開放的貿易體制。從表面上看中國享受著龐大的貿易順差帶來的貨幣富裕，可是，在波詭云譎的世界金融市場中國卻不得不承受來自西方發(fā)達國家貨幣貶值所帶來的空前壓力。這是一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經濟發(fā)展思路，也是我國今后經濟發(fā)展所不得不面對的重大問題。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來看，華盛頓共識無處不在。所謂自由的市場經濟，既包括完全開放的貿易市場，也包括相對自由的金融政策。華盛頓共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經濟發(fā)展的烏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國政府決策者既是營造烏托邦的夢想家，同時也是華盛頓共識的實踐者。相對開放的經濟體制與相對封閉的行政管理體制，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正是這種特殊的社會結構，使得中國經濟發(fā)展面臨空前的難題?，F在，我們必須追問的是，自由的市場經濟究竟呈現怎樣的形態(tài)，對政府權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屬于自由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特點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可是另一方面當經濟面臨重大問題的時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瀾。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必然會動用公共財政資源，而政府權力的不受節(jié)制不但會導致市場經濟信號徹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的過程中，改變了市場資源配置結構，從而使整個社會分配體制更加不穩(wěn)定。西方國家所奉行的信用經濟學理論，催生了一大批經濟政策，包括赤字財政政策。中國一方面采用儲蓄經濟發(fā)展模式，另一方面卻長期實行赤字財政，這就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居民的儲蓄存款越來越不值錢。這種以損害中下層普通居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改革，能夠長期持續(xù)下去嗎? 現在社會各界面對政府捉摸不定的財政金融政策，正在尋求自救的良策。所謂“預期性定價策略”，只不過是生產經營者減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計。真正的原因還在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從根本上來說，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不僅僅是一個刺激經濟的政策，它同時還是一個兼顧公平的社會收入分配政策。假如僅僅為了滿足經濟發(fā)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發(fā)行貨幣，通過增加財政支出促進經濟的增長，那么，這樣的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陷入到“悲慘性”增長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經濟發(fā)展速度越快，整個國家經濟失衡現象就越嚴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的財政與中國的金融之間存在著“直通車”財政與金融之間的關系是左邊口袋與右邊口袋之間的關系，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就意味著中央銀行發(fā)行更多的鈔票，而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必然會導致居民的購買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觀調控都會使普通居民付出慘重的代價。西方國家財政與金融之間關系，是一種相互分離、互相制約的關系。政府發(fā)行國債，敦促金融機構購買，金融機構必須在權衡利弊的基礎上，控制貨幣的發(fā)行量。當前美國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超量發(fā)行貨幣購買美國國債，已經在美國國內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美國一些經濟學家直言不諱地指出，美聯(lián)儲主席不懂經濟，不懂貨幣，只懂得增加貨幣的發(fā)行量。這說明在美國由于特殊的金融監(jiān)管體制，使得美聯(lián)儲在貨幣發(fā)行的問題上，不能只聽命于美國政府，還必須考慮到金融市場的需求，考慮到本國投資者的利益需要。這種相互制衡的財政金融體制，既可以確保美國的聯(lián)邦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有所收斂，不能濫用“寬松的財政政策”，又可以保證美國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在配合美國聯(lián)邦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投資者的利益，不能無節(jié)制地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梢赃@樣說，美國的分權制衡體制體現在宏觀調控之中，就表現為美國財政部和美國的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共同將美國國內的經濟危機轉嫁給其他國家。這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財政金融體制，它確保美國經濟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同時又給其他國家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guī)頍o窮無盡的麻煩。中國的財政與金融之間的關系過于密切，以至于在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金融管理機構與財政管理機構不存在任何的壓力，他們既不需要對投資者負責，同時也不需要對國家經濟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負責。正是這種特殊的財政金融管理體制，使得中國宏觀調控始終處于一種令人擔心的狀態(tài)。人們不知道宏觀調控將會給經濟帶來怎樣的災難，也不知道宏觀調控將會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 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在經過嚴密的論證之后，回答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我們是繼續(xù)實施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堅持數千年來形成的量入為出財政觀念，還是大膽吸收借鑒西方國家的信用經濟理論，積極推行赤字財政政策，不斷擴張政府財政信用，以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增長? 第二，儲蓄經濟學理論是否過時，在增加居民財產收入的過程中，是否應當鼓勵居民適量儲蓄，建立穩(wěn)定的家庭收入結構? 第三，按照發(fā)展經濟學的觀點，農業(yè)部門向工業(yè)部門轉化是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國在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是否應當把公共資源集中在工業(yè)部門，通過優(yōu)先培育大型城市，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具體到生產要素配置領域，中國的工資增長是否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中國是否會出現農業(yè)部門向工業(yè)部門大幅度轉移勞動力的長期階段?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過程中，究竟是應該向城市傾斜還是應該向中小城鎮(zhèn)特別是農村傾斜?換句話說，我們是通過鼓勵農民進城，實現中國的城市化，還是通過”造城”，實現中國的城鎮(zhèn)化? 第四，中國的分稅制改革是否應該加快步伐?現有的分稅制結構是否應該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第五，中國的貨幣政策與中國的財政政策究竟是怎樣的關系?政府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是應該優(yōu)先利用現有的貨幣資源，還是通過發(fā)行鈔票解決政府投入資金問題?金融監(jiān)管部門如何將超量發(fā)行的貨幣及時回籠，在不傷及無辜居民的情況下，盡快地控制通貨膨脹? 對上述問題的分析和思考，或許能夠形成中國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當一些經濟學者不承認在西方經濟學之外還有其他經濟學的時候，包括印度學者在內的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學家，開始思考社會轉型時期不發(fā)達國家經濟發(fā)展所面臨的理論問題。他們以自己的理論指導發(fā)展中國家的改革實踐，以發(fā)達國家的改革實踐豐富經濟學的理論。這種關注現實的經濟學發(fā)展思路，值得中國的經濟學界認真反省。崇洋媚外不會產生有價值的經濟學理論，妄自菲薄不可能產生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經濟學觀點。中國的經濟學家一定要挺起胸膛，捫心自問，在中國經濟發(fā)展中自己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