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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抗帝國主義的另一條道路(1)
[摘 要]蔣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檔案為依據(jù),填補了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為了這一研究領(lǐng)域的新標準。他對琦善的一些論斷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時人對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與他的真實意圖存在著差距。他的目的在于為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找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即運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現(xiàn)代化的方法來與帝國主義相抗衡。
[關(guān)鍵詞]琦善;鴉片戰(zhàn)爭;反抗帝國主義;中國近代外交史 在鴉片戰(zhàn)爭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遠遜于林則徐。頭一次以琦善為主角并且還為他說了一些好話的,當推1931年蔣廷黻
2、發(fā)表在《清華學報》上的《琦善與鴉片戰(zhàn)爭》一文了。對此當時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評。1980年以來,這種褒貶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現(xiàn)。實則蔣廷黻后來還在一些文章中繼續(xù)討論過這個問題,下面就先總結(jié)一下他的基本觀點。 一 蔣廷黻關(guān)于琦善的基本觀點 蔣廷黻主要從軍事及外交兩個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言行及功過。軍事上主要有三個問題:首先,琦善應負撤防的主要責任嗎?其次,琦善到底有沒有開門揖盜?最后,琦善有沒有拒絕增兵、陷害忠良?他認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達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間,撤防誠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責任不能歸諸琦善,更不能
3、歸諸他一人”。其二,說琦善開門揖盜有失偏頗。談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軍心,且思‘激勵士氣’;不僅未撤防具,且派員前往虎門‘妥為密防’”。談判漸趨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棄談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強軍備。在兩種矛盾的策略下,廣東的防務呈現(xiàn)出偏重于虎門以內(nèi)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從事,結(jié)果于國內(nèi)國外均不得諒解,終致開戰(zhàn)。從大角、沙角之戰(zhàn)與虎門之戰(zhàn)的戰(zhàn)況來看,中方“失敗的理由不在撤防,因為炮臺上的兵實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訓練及炮的制造與安置不合法。失敗之速則由于關(guān)天培忽略了下橫檔”?!爸袊牟呗灾粓D以臺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實先以臺攻臺?!薄皯?zhàn)爭的失敗,琦善或須負一部分的責任,但是說他戰(zhàn)
4、前不預備,戰(zhàn)中節(jié)節(jié)后退,不但與事實相反,且與人情相反?!笨偲饋碚f,琦善在軍事上的表現(xiàn)“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失敗的根源還是在于當時戰(zhàn)斗力“遠不及英國”。不過蔣廷黻也承認,雖然客觀上琦善沒有撤防,沒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觀看法上,對于戰(zhàn)爭是十分悲觀的。 蔣廷黻對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給予肯定的,認為“他的外交有時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獨到處”。一是尊重英國人;二是基于中英實力的懸殊而堅持以交涉的方式來結(jié)束沖突,堪稱“中國第一任外交總長”;三是當談判破裂后,簽訂了一個實際上令英國政府極為不滿的《穿鼻草約》,與后來的《南京條約》相比,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勝利”。 在后來的《中國近代史》中,蔣廷黻進一
5、步以“撫夷派”來指稱琦善一類主和的官員,而以林則徐為“剿夷派”的代表。 二 蔣廷黻在琦善與鴉片戰(zhàn)爭研究上的貢獻 從1923年留美歸國任教于南開大學伊始,蔣廷黻就立志從事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guān)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鑒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質(zhì),蔣廷黻認為,沒有中國史料的中國近代外交史是很難做到公平與真實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國方面的史料。故宮檔案的開放使他如獲至寶,往返于京、津兩地加以閱讀和抄寫;1931年任教于清華后,更主持購買這些檔案,并將范圍擴大到坊間各種私人信件與檔案,為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國化和科學化投入了極大的精力與熱比。 蔣廷黻
6、認為,在這些檔案中,《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無疑是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中國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與未出版的),《始末》從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聽途說;第二,就中國近代外交的特點來看,甲午以前的中國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權(quán),因此中方的資料能帶來學術(shù)上的新貢獻;第三,《始末》不僅系統(tǒng),而且所披露的諭令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此前同類書籍,如《東華錄》、《圣訓》等,也就是說,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卻全文保留了下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批檔案、沒有《籌辦夷務始末》
7、的發(fā)現(xiàn),蔣廷黻要進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馬士書中對琦善的言行的敘述只有只言片語,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更談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國內(nèi)對琦善的評價又一邊倒:妥協(xié)、投降、開門揖盜。相比于國內(nèi)外對林則徐的巨大興趣而言,琦善與鴉片戰(zhàn)爭的這段歷史十分單薄。利用故宮檔案,蔣廷黻首次填補了這個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學者對其研究的興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來中的翻譯誤差。對比了英國在大沽遞交的巴麥尊致中國宰相的照會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認為,英國的文件書寫固然有一定的問題,但中文譯文還是與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將英國的動機譯成了“求討皇帝昭雪伸冤”。盡管蔣廷黻沒有明確提出或承認鴉片戰(zhàn)爭就是一場文化戰(zhàn)爭,但他的確認
8、為文化的不同導致了溝通中的障礙。在有些學者那里,這種誤差因為怕沾染上“文化戰(zhàn)爭論”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發(fā)生的具體原因及過程;有些僅僅只提到其結(jié)果,還有一些不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則徐時代以來廣為流傳并成為定論的說法,即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則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則徐、丑化琦善的書寫傳統(tǒng)。蔣廷黻之前,國內(nèi)說林則徐好話的多,說壞話的少。即便說了林則徐的壞話,也不會因此就說琦善的好話。而蔣廷黻的琦善研究不僅是說了琦善的好話,還同時說了些林則徐的壞話,用茅海建的說法就是“揚琦抑林”,拿今天的鴉片戰(zhàn)爭的研究成果來看,在破除林則徐的神話與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這一點上,蔣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卻
9、開風氣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歷史化中國外交史、學術(shù)化中國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書寫的標準。李恩涵認為,“這篇文字的篇幅雖然不長,但卻有斷、有論、有史實的考證,也有是非的評定,而且時而從當事人設身處地的境況來論述,時而從傳統(tǒng)的或西方的國際關(guān)系的型態(tài)上來分析,我們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論斷,但它確為中國外交史的研究,開辟一新途徑,也建立了研究與寫作中國外交史的新標準”。但蔣廷黻所建立的標準還可以更具體一些。比如說,研究中國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來就用?《琦善與鴉片戰(zhàn)爭》中首先鑒別了時人議論的真?zhèn)?。對?zhàn)況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對比,從而揭示出鴉片戰(zhàn)爭史中急需重新認識的一個新領(lǐng)域。這種交叉對比、多檔案、多視角的方法今天看來已是史學研究的基本準則,在當時的中國用于鴉片戰(zhàn)爭的研究卻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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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蔡樂蘇 尹媛萍